行政主导型城镇化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以撤县设区为观察视角

撤县设区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导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式,在促进城镇化的同时可能也会带来未预料的风险。本文通过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的地级市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数据,分析了撤县设区这一行政主导型城镇化对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使得地级市债务融资能力提升,融资需求增加,对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有显著正向刺激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土地金融效应和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非标债务的影响大于标准的城投债。本文的研究重新审视了行政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效应,也为我国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从产业发展视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本文以广西A自治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当地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当地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收入与当地三个产业发展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而第二产业的发展与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呈非线性相关关系.结合分析结果与当地一二三产业发展面临的问...     

提高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思考

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障碍(一)家庭收入水平低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直接障碍。调查发现,2009年庆阳市20%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4500元,仅为高收入家庭的20%;中等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是高收入家庭和全市平均水平的45%和88%,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成为制约需求扩大的最直接的因素。(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制约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     

政策偏袒的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证据

中国的“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由于政策权力被上收同时弱化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因此能够足够外生地作为一项识别县域企业获得政府政策偏袒减少的外生冲击。基于这一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策偏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之后,辖区内企业的出口绩效相对于其他企业显著变差。影响机制上,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支出重心转向非经济性事务,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恶化了企业的出口绩效。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支持对于提高中国产品海外竞争力及扩大市场份额存在积极作用,而政策设计如何兼顾公平、营造平等政策环境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撤县设区改革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打破市场行政分割和政策保护壁垒、促进了统一性公平政策形成的作用。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初始财富格局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趋势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理解这一问题的成因,是制定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措施的基础。本文认为,尽管我国改革初始的财富格局(国有资产、土地、资源等集中在国家)对GDP增长没有影响,但对收入分配格局及变化趋势则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07年资金流量表,通过利息收入、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利润等数据,对居民、企业和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项目进行了调整,并相应地还原了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资产收益的作用。结果发现,资产性收益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显著,也说明了财富格局比劳动力报酬更有解释力。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就必须改变目前国有财富占比过高的分配格局。     

1994-2008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实证研析——基于与全国和广东之比较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94-2008年期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与同期全国和广东比较,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及该绝对差距占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这一相对差距都呈扩大趋势,与广东的绝对差距也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通过对分配和生产环节的分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差距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湖南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较快,而城镇经济发展不能与之相适应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支竹收入水平偏低.而导致湖南城镇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投入相对不足.最后,本文提出湖南应该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一政策契机,努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促使湖南城镇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相适应,以确保湖南城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并超过全国乃至其它发达省份的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选择：投资还是消费

本文运用西部民族地区的家庭微观数据,分析了该地区农户家庭的投资与消费现状,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投资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均资本对农户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的增收效应持续期为3年,增加1元投资的累积增收效应为0.36元.最后据此提出了引导农户合理投资与消费、促进收入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各收入阶层的关系——基于云南省的实证研究

笔者首先估算了云南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最近十年.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收入分配差距和低、中、高三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差距主要由低和高两个收入阶层决定,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遏制高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减小基尼系数.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1999～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基于电子商务模式的网络经济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本文收集了我国1999～2008年的互联网用户数、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研究它们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依靠EViews软件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确定互联网用户数和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接着,建立线性函数模型,并利用EVeiws软件对模型进行一系列的相关检验,包括拟合度检验、显著性检验、相关性检验、异方差检验等。通过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样本数据与模型之间的拟合度,增加自变量的解释力,更好地来说明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力度。从而得出结论,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增加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十四五"时期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促进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但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从微观视角实证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探讨了公共转移收入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中低收入家庭中;公共转移收入缓解了上述负向影响,公共转移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则正向调节效应越强,但并不是在各个收入组中均显著;而获得公共转移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县域居民储蓄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清河县为例

本文以清河县为例,对县域居民储蓄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县人均储蓄余额与县域城乡人均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最后,为增加农民储蓄及收入,本文从优化居民储蓄政策,增加县域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1994-2008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实证研析——基于与全国和广东之比较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94-2008年期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与同期全国和广东比较,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及该绝对差距占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这一相对差距都呈扩大趋势,与广东的绝对差距也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通过对分配和生产环节的分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差距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湖南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较快,而城镇经济发展不能与之相适应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支付收入水平偏低。而导致湖南城镇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投入相对不足。最后,本文提出湖南应该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一政策契机,努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促使湖南城镇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相适应,以确保湖南城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并超过全国乃至其它发达省份的水平。     

个人所得税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影响

本文通过近20年非平衡数据,运用群组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个人所得税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并没有体现出与城镇居民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呈现出不显著且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90-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现金消费支出统计数据,依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利用EVIEW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并对所得的分析结果作了经济意义的解释.同时,通过建立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模型,得出了影响城镇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是次要影响因素,并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994—2008年湖南城镇居民入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实证研析——基于与全国和广东之比较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94—2008年期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与同期全国和广东比较，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及该绝对差距占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这一相对差距都呈扩大趋势，与广东的绝对差距也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通过对分配和生产环节的分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差距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湖南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较快，而城镇经济发展不能与之相适应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支付收入水平偏低。而导致湖南城镇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投入相对不足。最后，本文提出湖南应该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一政策契机，努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促使湖南城镇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相适应，以确保湖南域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并超过全国乃至其它发达省份的水平。     

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宏微观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大，使得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2-2018年数据为样本，探究了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收入多样性会显著抑制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收入来源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106个单位，非工薪占比提高1%，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下降0.963个单位，提高非工薪占比对纾解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作用更大；第二，数字素养和风险偏好在收入多样性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过程中发挥了传导作用，数字素养越高、风险偏好越保守的家庭，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越加明显；第三，收入多样性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低收入家庭、高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收入多样性对改善家庭经济脆弱性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缓解家庭经济风险、提高家庭经济韧性，推动全面落实稳增长、稳就业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被动违约风险控制方略

近年来,个人住房销售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个人购买住房的外部现金流完全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偿还资金来源增长速度明显慢于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投放增长速度.2004年,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达到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近36%,相当于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速度的3.5倍.因此,一旦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无法按期还本付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就可能发生被动违约风险,直接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并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包头与呼和浩特地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与银行存款关系研究

本文从宏观角度实证研究包头和呼和浩特地区银行存款与GDP、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个因素对银行存款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银行存款会不断增长;人口的变动也会增加银行存款。因此,发展经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人口合理增长和变动,才能稳定持续增加银行存款。     

我国就地城镇化的研究综述及推进路径思考

就地城镇化不仅能缓解城市病问题,还能显著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因而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应是推进就地城镇化.文章阐述了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必要性,述评了就地城镇化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包括就地城镇化的理论依据、经验事实、实现模式、困境与推进路径等,最后,对我国就地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提出了政策建议:发展农村非农工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现代农副业、发展合作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