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     

中国OFDI的Linder假说: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对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从需求偏好和收入差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规律性。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文章采用了两阶段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并从二元边际的视角考察了收入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OFDI的集约边际还是广延边际看,中国OFDI都偏好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东道国,且投资规模也相对更大,这说明中国OFDI区位选择规律符合Linder假说。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非对称效应以及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同时也发现,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此外,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但全部样本国家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支点选择: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如何选择投资支点国家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的理论分析表明,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OFDI效率两项定量指标作为支点国家选择标准更具有科学性。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的市场、能源、政治关系及自由贸易的优势更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但目前技术获取型投资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对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区位特征的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均能够影响中国在当地的OFDI效率,两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文章认为应选择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且区位优势明显及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作为支点国家,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中国对东盟OFDI的国别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10国OFDI和进出口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对东盟OFDI贸易效应存在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对东盟各国OFDI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除了老挝和缅甸,对其他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都大于进口创造效应,总体上对东盟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略大于进口创造效应;从国别差异看,对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OFDI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大,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对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老挝和文莱OFDI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弱。中国应当根据东盟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相关行业的直接投资。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联动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背景下,通过分析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OFDI)联动效应传导机制,实证研究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已有的OFDI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有限,但近些年增长速度较快,存在比较大的深度合作空间。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OFDI对各个金砖国家均存在正向联动效应,按大小排序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其中,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的联动效应最大,对南非经济产生的联动效应最小。     

OFDI有助于赋能“中国智造”吗?:基于企业微观产品层面的经验数据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文章以OFDI企业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20年上市企业产品智能化数据，运用倍差法系统探究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作用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智能化生产倾向性和产品智能化种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民企和外企，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国企的激励作用更为凸显；相较于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成熟产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企业年龄与产品智能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于处于“成长”或“成熟”期的中国企业恰逢其时。影响路径的三重差分结果表明，逆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可借助创新激励效应和成本优化效应实现；顺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但成本优化效应更为凸显。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及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及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