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蜀楮密奏》看南宋货币白银化

南宋末年李曾伯所撰《救蜀楮密奏》记载了宝祐二年(1254)四川钱引总量达到16亿贯、宋廷新发行银会2 800万贯导致的货币危机,提出了集中纸币发行权、以东南会子取代钱引、允许银会和东南会子跨区流通的救弊之策。其部分对策付诸实施后,川蜀地区行用了140多年的钱引为银会所取代。该文论及银会替代钱引的历史,反映了南宋末年纸币严重贬值、铁钱失去纸币准备金功能、纸币跨区流通趋势凸显等方面的情况,表明银两不仅取代铁钱成为川蜀新纸币——银会的价值基准,而且已成为钱引、银会、东南会子等纸币共同的价值标准,逐步成为多元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     

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货币体系的结构入手,从流通手段职能的视角,利用数理模型透彻地分析了短陌发生的机制和条件,并对短陌现象有关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解读。研究表明,短陌是在官方标准铜钱供给不足形成多元铜钱流通的情况下,以比价形式解决具有购买力差异的良币铜钱与其他流通手段的并存流通问题。它解决的是货币与货币的关系,而不是货币与商品的关系,进而与物价无关。只是由于民间自组织私铸劣币进入流通,通常加大了流通中的铸币总量,所以短陌通常与通货膨胀形成共生现象。服务于财政资源分配等的其他短陌形式,都是此种短陌的延伸和变种。     

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唯一统一将纸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的朝代,是价值尺度从铜钱转为白银的转折点,并由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表明:其发行初期,由于银本位制度的作用而运行良好,币值稳定;中期后,迫于财政压力,政府不得不诉诸超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本位制度名存实亡,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实证检验发现,多省起义产生的财政压力是纸币发行数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赏赐对纸币超发的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银本位执行力度的减弱,尤其是钞本由金银变为纸币后,财政压力促使货币超发的效应更为突出。因而,严格的银本位有利于维持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但在军事活动造成的财政压力下,稳定的贵金属本位制度难以长期维系。元代纸币经历了从币值稳定到温和通胀,再到恶性通胀的阶段,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一般性。     

乾隆朝铜钱管理的政策讨论及实践——兼与18世纪英国小额货币管理的比较

本文从小额货币的视角来考察乾隆时期清政府在制钱供给方面的政策讨论与实践。为了克服这一时期制钱短缺给公共财政与市场交易带来的诸多不便,清政府在尊重市场供求平衡关系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增加市场上铜的供应来满足民间的对铜需求,从根本上消除私销政府制钱以谋利的利润动机。在此基础上,清政府通过大量鼓铸制钱来满足民间交易对小额货币的需求,进而确保小额货币的铜钱与作为本位货币的银两之间法定比价的稳定。在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下,中央与地方督抚在铜钱的铸造和供给问题上存在良性互动。与18世纪英国政府在小额货币供给方面的混乱和无效相比较,乾隆朝后期银钱比价的稳定是前现代经济中政府为市场提供小额货币相对成功的一个例子。     

明朝洪武八年(1375)钞法与元末明初的金银钱钞

明朝洪武八年发行纸币,颁行钞法,通过国家法令设定宝钞与金银、铜钱的相互关系,尝试构建由宝钞、铜钱、金银共同构成的复合货币体系。洪武八年钞法是元末明初恢复行钱、沿用纸币、流通金银的背景下,借鉴宋元"交会之法",试图以宝钞统摄金属货币的结果。但钞法背离了货币流通规律,实施中很快陷入危机。明廷被迫调整货币政策,放弃纸币与金银铜钱的固定比价,并于洪武二十八年禁用铜钱,宣告了洪武八年钞法的终结。明朝货币流通格局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过渡期,预示了宝钞持续贬值、明廷扩大赋税折银、恢复铸行铜钱,逐步进入银钱并用时代的发展趋势。     

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1644—1911)北大核心

伴随“白银时代”降临,清代中国并未径直走上货币完全白银化,乃至实质确立银本位币制的道路,而是形成了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如将海外白银流入及其产生的影响视为“银线”,则传统中国长期使用的铜钱,及因使用铜钱所产生的问题便堪称“钱线”。银钱并行下,“银线”与“钱线”纠缠,产生银钱比价波动问题。本文依照银钱比价分区数据整理与分析、比价形成和波动原因探寻、比价波动影响、官与民对波动的应对这一逻辑顺序,对该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中国货币史上的用银转变:切片、称重、入账的白银

中国的银两是称重计量的,最初被作为丝绸(用于远距离贸易的支付)的辅助性手段。元代发行官钞,面额以铜钱单位标示,但按银重计价。明代赋役征银后,大量银条从日本及南美流入中国,用于交换丝绸、瓷器以及茶叶,民间买卖日常必需品的一般交易也用白银结算。18世纪中叶,铜钱(乾隆通宝)供应量加大,并被用于本地货物买卖,银锭则用于远距离交易,与铜钱形成了互补性结构。不同于现代常识,铜钱与银锭不固定的关系以及本地商人过账时所用的称重虚银两单位,对本地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亦能对抗动荡的区际贸易。     

变革视野下的货币转型——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正>自宋至明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史接连经历了"铜钱时代""纸币时代""白银时代"三大阶段。货币转型背后是时代的变革,尤其是宋至明时期国家立国形态、社会经济结构、财政货币制度等方面俱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深度影响,乃至决定着货币制度、流通的演化路径。明代货币白银化便体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明中叶前后,白银逐步取代宝钞、铜钱成为主币。这种民间货币——白银与国家铸行货币——铜钱兼行,且民间货币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格局,呈现出复杂的独特性。本文试图从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分析明代货     

重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政府财政层级变革的分析

目前,地方财政日益困难,已经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地方财政困难根源于各级地方财政关系混乱,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解困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财政体制创新。但是,若按现有过多的政府财政层级去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基层财政则没有出路。因此,要真正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困境,须着眼于改革政府财政层级,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划分各级地方的事权和财权。     

抗战后期四川“自治财政”整理研究北大核心

“财政乃庶政之母”,国民政府力图确立近代财政体制,抗战时期,努力协调战时财政集权与财政自治之间的关系。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构建战时财政体制以统筹整合全国财政资源,为此急需将县级财政纳入到国家财政统制体系内。1941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财政会议,设立国家财政系统和自治财政系统,明确国地收支划分。国家财政通过田赋征实等措施集中主要财政资源,确保“财政中央化”;地方财政确定为“自治财政”,以实现“自给自足”,更好地支撑抗战。县级地方财政则通过整理自治税捐,清理公有款产,调整收支系统,确立了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制度体系和管理架构相继完善。自治财政承担着后方战备设备供应、征发购运、难民救济等抗战使命以及“管教养卫”等地方事务。     

一周新闻

江西省以国家发行地方债券为契机，明确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届工程建设。2011年以来江西省发行地方债券70亿元，其中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约30亿元，以缓解地方财政筹资压力。     

地方财政搭便车、财政货币承诺与地方债务治理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了地方政府财政搭便车、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承诺、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承诺以及中央政府财政统筹协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承诺或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承诺对于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搭便车动机至关重要。虽然中央政府的财政统筹协调可以获得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承诺或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承诺相同的结果,但其具体实施存在诸多困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政策设想和可行方法。     

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

明代正统景泰之际的通货流通体制经历了由微入显的变迁过程:首先,历经信用制度转型且为国家体制强力支撑的法定货币宝钞,因土木之变等战乱因素冲击,愈加难以为继,彰显了明初货币体制运转的困境。其次,自洪武末年一直被禁行用的铜钱在此前后不断突破禁令,逐步在大运河一线及沿海的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开钱禁,昭示了市场力量的自发崛起。最后,因财政体制转型所需与民间稳定通货缺乏等因素,白银稳步崛起,开启了中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预示着货币转型的可能发展方向。此一时期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堪称明代纷繁曲折的货币转型的先声。     

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正统景泰之际的通货流通体制经历了由微入显的变迁过程:首先,历经信用制度转型且为国家体制强力支撑的法定货币宝钞,因土木之变等战乱因素冲击,愈加难以为继,彰显了明初货币体制运转的困境。其次,自洪武末年一直被禁行用的铜钱在此前后不断突破禁令,逐步在大运河一线及沿海的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开钱禁,昭示了市场力量的自发崛起。最后,因财政体制转型所需与民间稳定通货缺乏等因素,白银稳步崛起,开启了中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预示着货币转型的可能发展方向。此一时期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堪称明代纷繁曲折的货币转型的先声。     

我国地方债券发行的必要性、可行性及问题对策

国家通过发行地方债券，可以平衡区域发展，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建立地方财政体制新框架，而地方政府则可以募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扶持等。在二级市场上的流通则可通过提高债券利率、丰富地方债品种、提升政府公信力等一系列手段来促进。     

财政信息、财政透明度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文章以 2015-2016 年的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财政信息和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仅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有显著影响,而对置换 债务限额、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没有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则会影响置换债务 限额、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此外,地方政府负债率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直接影响 不显著,但通过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有显著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地方 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直接影响显著,但其通过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间接影响不显著。 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显著,但两者作用方向不一致。     

进一步发展财政信用的若干问题

财政信用是指以国家财政为主体，按照有偿的信用原则，筹集资金，运用资金和调节资金的一种特殊的财政分配方式，我国的财政信用由来已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信用业务逐渐发展起来，如中央财政自1981年开始已连续十五年发行公债；我国政府有计划地在国外发行债券，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等。地方财政信用的开展主要表现在有选择地把一部分财政资金从无偿拨款改为有偿使用，形成了区别于银行信用的财政信用体系，促进了财政职能由供给型向经营管理型的转变。目前各地开展财政信用，发放财政性贷款的规模和范围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警惕地方债券催生“政绩工程”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增强地方投资能力,实现地方财政与中央投资项目的同步配套,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确有必要。但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需防范地方政府的“偿还风险”和“政绩工程风险”。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视角下的地方债务适度规模研究

地方债作为区域货币、财政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的链接纽带,其规模适度可统筹协调两大政策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之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区2010—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率、金融发展水平等10个指标建立门槛面板模型,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视角探寻地方政府举债的合理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情况及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货币多重化违背了货币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我国境内同时流通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三种货币,出现了三种货币制度并存的局面。根据货币本质的规定,一个国家只能发行和流通一种货币,这是货币制度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多重化违背了货币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干扰了我国统一的人民币制度,可以考虑中止港币和澳门元的发行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