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成为当前国家定位和发展的核心领域,也已经成为全球合作契合点。本文分析了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逐渐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也面临系列挑战,如中东欧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合作标准和规则制定滞后、数字基础建设投入不足、数字化面临人力资源约束等。本文以“五通合作”为核心系统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化合作路径,提出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着手,加快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进一步推动中国-中东欧数字经济合作向好发展。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知识产权贸易对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影响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和规则国际化趋势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贸易蓬勃发展，体现了一国“智造”水平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效的重要标志。该文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两个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贸易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进而从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转化、加大知识产权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知识产权贸易、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发展的空间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视角

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如何赋能双循环发展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以不同维度衡量双循环的基础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角度，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双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内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前者对双循环的重要性明显大于后者。与以往的理论研究结论不同，在南北地区、沿海和内陆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步调一致，不会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区域的相对重要性也保持一致。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传导机制方面，从“筑长板”层面二者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方式，对内循环和外循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从“补短板”层面二者则可通过提升减贫治理水平，对双循环产生促进作用和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规则：美国转向非传统经贸安排背景下的新动向

美国正在转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非传统经贸安排，其合作议题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松散、打压中国意图明确，是全球贸易格局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合作方式下，数字经济规则可能会以既有的美式模板为基础，吸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范式，进一步推动有关数字贸易壁垒、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规制与合作。面对美国持续升级被“规则化”的打压遏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相关国际谈判中积极为国内数据监管和数字贸易政策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切实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便利化。     

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内涵、特征和建设对策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从国际国内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日益凸显数字变革已“箭在弦上”，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迎来重大历史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浙江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给出了路径。本文根据省委数字化改革的要求，提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基本内涵和标志性特征，对标分析浙江建设过程中的优势、问题和对策，力争形成更多具有浙江标识度的数字化“硬核”成果，为数字变革提供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浙江范式。     

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RTA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国际贸易正从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促进贸易"阶段,文章从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了测算,通过高斯混合模型聚类将全球74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分为领先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种类型。文章指出,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要从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及加快数字贸易国内规则建设三个方面推动落实。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逻辑、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文章基于政策演变分析与文本挖掘，梳理了成都市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探究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和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型数字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形成“四位一体”动力机制，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北大核心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其形式不断增加。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技术、新需求,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给基于传统贸易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监管执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加强统筹规划,积极鼓励支持数字贸易科学发展;加快推进规制体系建设,提升数字贸易科学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缔造我国引进技术再创新优势的思考

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平稳较快发展时期后，加快推进技术引进方式从“市场换技术”向增强“消化吸收再创新”竞争力的方向转变，是国际经济危机下我国外贸转变发展方式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面对金融危机下全球技术革命和贸易重组的前夕以及我国稳定优质外资规模新政策带来的发展机遇，增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国际竞争力，是关乎未来我国外贸参与国际要素流动、全球技术输入输出“竞争与合作”和培育前瞻性战略竞争力的重大选择。     

数字乡村视阈下产业现代化内在机制与实践探索

<正>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评述随着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使得数据的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也重塑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1]。数字经济在推进落实和数字技术的推广迭代，数字化以其强大的渗透能力向经济领域延伸，成为弥合数字鸿沟、推进经济进步和创新发展的“加速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2年7月，信通院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2]，说明数字经济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加速与稳定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作为贸易融合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器。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数据,对数字贸易和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这种关系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数字贸易通过物流渠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效率通道因引致垄断而抑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开放水平对数字贸易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规模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及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U型”影响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通过数字贸易视角推动市场整合,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探索新引擎。文章据此提出完善数字贸易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扩展高水平开放、形成“竞合”效应、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等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举措。     

宁波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重点正从有形商品转向无形商品。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近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宁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战略选择。与周边城市相比。宁波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五大优势”。为此，应把握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机遇。加快确定更高的目标定位。制订新的发展战略和措施，提高宁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竞争的能力。     

建设“数字福建”顺应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

作为加快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一项战略举措，“数字福建”已被列入省委提出的“十五”计划《建议》，面对全球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区域数字化建设已居为各国各地区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因此，建设“数字福建”，是顺应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快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困境及路径研究

在后工业经济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在未来经济竞争中的制高点。从宏观层面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新的重要战略领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等,这些都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时期的信贷供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亟须将传统信贷向数字化转型。因此,笔者建议商业银行应抓住两个关键,即战略数字化、数字技术和业务深度结合,以客户为中心、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提升数字化等路径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本文就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困境及路径研究,谨以此文为业内相关学者提供新的思维驻点。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政府”建设是落实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需要和必然要求,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和市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举措。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提升中国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方略

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之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我国面临数字开放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大、数字经济核心制造和关键技术支撑作用较弱等困难与挑战。提升我国话语权的总体思路,可提出基于安全的数字贸易大开放理念,以提高数字贸易综合实力和数字贸易国际影响力为支柱,建立法律、机制和要素三个保障,着眼于重点领域、重点平台、重点国家、重点议题,在理念、产业、市场、技术、规则五个方面实现国内国外相融合。实施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国内数字监管水平、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网络、鼓励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发展等主要对策。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跨境电商既是全球数字贸易时代加速到来的内在驱动，又是中国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还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文章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效应。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能促进本地跨境电商发展，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跨境电商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与信息集聚、贸易成本、市场开放和创新驱动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跨境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升了本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中国制造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上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背景下，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提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