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与相关思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一轮发展热潮中,发展县域经济与解决“三农”问题被同时放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于是“县域经济”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热门话题被广泛地讨论,全国各地的县域都在“一拥而上”地大搞县域经济。在这种发展县域经济的大跃进中,有许多偏差和问题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其中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县域经济极化效应则是众多偏差和问题中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     

辽宁省县域经济均衡发展支持路径选择研究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起着担纲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关键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强国富民的重要作用.而当前辽宁省县域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由此出发,提出了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江西省奉新县大力发展县域粮食经济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五个统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县域经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何针对不同的县域特征,尤其是粮食主产县的县域特征,寻求不同的着力点、支撑点和平衡点来发展壮大县域粮食经济,解决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等问题,     

宁夏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本文以县域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就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及“三农”问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对更好的协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宁夏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

本文以县域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就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及“三农”问题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对更好的协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壮大县域经济是辽宁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这是党中央基于县域的特殊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瞻远瞩的一项战略举措。辽宁省的县域经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基础薄弱、低层次运行、各种矛盾和问题突出,制约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何紧紧抓住振兴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彻底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瘸拐李”的痕迹,发挥县域的整体优势,借鉴发达省份成功的经验,更好的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县域经济发展瓶颈及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县域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和相对独立运行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以县城为中心,以集镇为纽带,以广大乡村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区域性经济.党的十六大发出了“壮大县城经济”的号召,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是党中央在新形势新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县城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例探讨了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认为发展特色产业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新理念发展县域经济

（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发展县域经济的高度重视．县域经济迎来了大好发展时机。但是。面对新机遇，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理念创新．确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实现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又是一个新课题、     

加快发展永仁县域经济

(一)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我县既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更需要壮大县域工业经济来反哺农业。目前，我县农村人口人均现金收入1562元，比全州平均人均纯收入少264元，比周边的元谋少671元，比攀枝花市仁和区少1616元。     

进一步推进陕西“扩权强县”改革的思考

管理体制束缚。“市管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弊端，主要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动力不够、自主性不强。体制性障碍形成“市压县”、“市挤县”、“市刮县”，严重束缚县域发展的手脚。清除体制性障碍，给县（市）以权力、压力和动力，激发县域的活力势在必然。     

中西部城郊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山西省长治县为例

城郊资源型县域在众多中西部县域中是一类具有比较优势的群体；根据经济地理学理论，从中西部县域经济整体特征及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通过分析该类县域经济系统动力机制揭示其经济运行特征，指出加快城郊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增强内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促进城乡融合都具有重要作用：初步探讨了中西部城郊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原则，并以山西省长治县为例予以印证。     

山西省贫困县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索

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山西贫困县面积大,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五"时期,如何推进贫困县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该研究探索了全省57个贫困县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与对策,为全省"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从京津冀协同网络看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河北农业经济发展定位的基本视角,而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县域发展是重点也是难点,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是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方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分析近年来河北省11个市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整体上提出对接京津的顶层设计方案。进而从县域发展角度,以县域为突破口,将河北省173个建制县分为两类:距京津较远的146县以及环京津27个交界县,分别提出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模式。[结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需注重以下几点:(1)高度重视顶层设计;(2)以特色农业为抓手,科学规划农业功能园区,对接京津协同发展;(3)利用市场机制与科技机制,打造农业产业化模式,通过河北县域与京津农业协同大数据网的技术保障作用,提升河北农业经济整体实力。[结论]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找出推进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县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文章以山西省各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引入超效率分析法,构建SSBM-ESDA模型,评估山西省各地农业生态效率;同时选择Tobit模型,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1—2020年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值基本处于0.3～0.5,整体处于较低水平。107个县（市、区）中,优秀等级17个,均值为1.412;良好等级4个,均值为0.911;中等等级20个,均值为0.677;较低等级38个,均值为0.479;低等级28个,均值为0.349。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等级以较低和低为主,总占比达61.68%。农业生态效率较好的县（市、区）集中分布在西部省际沿线区域,形成以“忻州—太原—吕梁”为重心的西部高效率区。2015—2020年全省农业生态效率略有提升,并在空间上进一步加强了“忻州—太原—吕梁”的西部高效格局,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人均农业增加值、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受灾率、机械化密度、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工业化水平对其有负面影响。[结论]现阶段山西省农业生态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县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西部沿省际线地区...     

基于生产力承载量的云南省不同类型县域优化发展研究

生产力承载水平评价是云南省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基础,是全省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本文采用2008年云南省各县域的统计数据,选取3类23个反映生产力承载水平的指标,根据聚类分析的原理将云南省129个县域划分为四个承载力县域类型,分析了生产力承载量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对不同类型的县域提出了不同区域优化建议,这为云南省各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和优化生产力布局提供分类指导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县域尺度河西走廊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西走廊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及竞争态势,以准确把握河西走廊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方法]以2012—2016年为时间节点,采用区位熵及产业集聚竞争态模型从县域角度对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20个县(区)的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进行分析。[结果](1)河西走廊每个县(区)乡村旅游业集聚度和竞争态势具有一定的差异,总体包括优势区、潜力区和劣势区3种;(2)乡村旅游产业属优势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50%,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中部地区,以张掖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优势区逐步形成;(3)乡村旅游产业属潜力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15%,产业竞争态势不断增强,但仍具有一定不稳定性;(4)乡村旅游产业属劣势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35%,其中以武威市最多。[结论]河西走廊每个县(区)乡村旅游业集聚度和竞争态势空间分布不均匀,不同县(区)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差异明显,以张掖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优势区逐步形成,但其他地域乡村旅游产业不稳定性依旧较高,需政府给予关注。     

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与俱乐部趋同研究

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地处中部的湖北省在市场经济的深化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问题,过大的经济差异不仅仅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还会引发社会矛盾。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单位,通过对湖北省88个县域经济差异与俱乐部趋同的定量研究,综合考虑县域经济的初始状态和差异现状,动态地描述出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过程及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促进湖北省经济均衡、稳健、可持续地增长。     

贵州省县域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区域贫困识别一直是贫困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课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县域贫困度进行等级划分以及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可为地方政府实施区域扶贫开发的优先顺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方法]从自然、社会、经济维度,构建县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用以测度各县域贫困程度;运用ArcGIS的制图功能,呈现县域贫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借以分析县域贫困度的地域分异规律;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贫困度等级。[结果](1)贵州省66个贫困县中,综合得分最高的威宁县贫困度最大,综合得分最低的铜仁市碧江区贫困度最轻;(2)县域贫困度可划分为极重度贫困、重度贫困、中度贫困、轻度贫困及轻微贫困5个等级;(3)县域贫困度与区域地貌类型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极重度贫困县及重度贫困县大多分布在省际边界地区。[结论]贵州省县域贫困程度差异较大;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如地貌是贵州县域致贫的重要原因。     

县域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空间归因基于陕西省省级示范社数据

[目的]以我国水果生产第一大省——陕西为研究区,以省级示范社表征高质量合作社,探究在果业领域和县域尺度显著影响其发育的因素及其作用,为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方法]文章筛选出429个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不平衡指数和探索性回归、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挖掘样本数量的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结果](1)陕西省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分布的县际不平衡和同类地理集聚现象明显,与其主营果品生产的基地县和优势区高度耦合,体现出产业规模因素的影响;(2)果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户均果园面积、省级示范社总数、到西安市中心距离和人均耕地面积5个自变量,构成了解释县域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最优变量组合。其间尤其是前者与后三者分别交互作用后产生的非线性或双因子增强效应,而非各变量的独立和直接作用,是形成高质量合作社数量县际差异的主要驱动力;(3)影响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的各因素效应均具有程度不等的空间变异,在不同县份的作用强度甚至方向都有差别。[结论]为促进高质量果业专业合作社发育,在县级层面,应综合施策,推动果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适度扩大和质量提升,引导其牵头组建合作社并与后者协同发展;在省级层面,应着重考虑各地土地资源禀赋和果农经营规模的差异,分县指导、精准施策。     

撤市改区视域下城乡融合对种植业发展的影响*——来自佛山市三水区的经验证据

［目的］城乡融合对当地种植业发展的影响,因存在内生性问题而难以度量。撤市（县）改区是旨在推进城乡融合的行政区划改革,可以视为城乡融合对县域种植业的外生冲击,文章以2002年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撤市改区作为政策自然实验,估计了城乡融合对当地种植业产值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机制。［方法］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城乡融合对三水区种植业产值的影响,采取置换检验、安慰剂检验对估计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探讨城乡融合对种植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城乡融合对三水区种植业产值仅产生短期负向冲击,从长期看,三水区种植业产值并未落后于合成控制组。在影响机制层面,该文认为短期负向冲击主要来自涉农支出短期“偏移”,长期无效应源于生产效率提升与种植结构调整。［结论］通过对三水区的个案分析,该文探讨了城乡融合与种植业发展的和谐共生模式,为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市（县）提供了种植业发展的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