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现实说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一种内在的经济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其原本属性规定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其深刻的理论内核和思想精髓使之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并为整个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框架.     

利他主义行为与"经济人"范式

"经济人"假设历来争议不断,利他主义行为是"理性人"自利动机的挑战者.利他可划分的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前两者在生物学上都得到了较好的解释,行为者在根本上是自利的,可以纳入"经济人"范式.纯粹利他之"纯粹"的界定是一个难题,它的存在性、解释仍存在较大争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的"贫困化"并行,建立广义效用假说,拓展自利偏好和"效用"内涵以解释纯粹利他,进而维护"经济人"范式有广泛的基础和重要意义,同时也必须认真面对效用论的研究领域和边界,虚心向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学习和借鉴.     

"经济人"回归现实的路径:建立广义自利观和广义理性观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和理性都具有不可检验性和非现实性,因而经济人假设历来是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利和理性,赋予这两大内核以新的涵义,建立广义自利观和广义理性观,那么经济人将会更全面地反映人的本性,而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假想模式.     

"经济人"假设是普遍适用的吗?——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评析

“经济人”假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理论前提,是在自由的经济制度下,保证最大化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并能够增进社会集体福利的抽象假说。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范式引入了政治决策领域,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已经将“经济人”道德层次的社会属性抽取掉了;在强调不同市场环境下决策者的品行不变性的时候,却忽视了决策环境和决策影响的变化;尽管注意到了外部性对集体选择行为过程的影响,但是客观上却又混淆了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区别。这样公共选择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在“经济人”假设的移植使用上走了片面化、表面化的形而上学的路子。     

有关"经济人假设"的几个问题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我们要对这一假设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加以审视和借鉴,以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理性经济人"假设辨析

传统经济学把人作为物化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财富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人”假设因此成为经济分析的根本假设,人的行为的最终目的被界定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然而,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学也应是人的经济学,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除了应拥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维度以外。不可能排除属于伦理道德、文化习俗范畴的伦理之维,利益的最大化远不能概括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为此,从分析理性内容入手,提出经济人假设所缺失的文化维度,确立“文化经济人”的定义。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对文化维度进行了说明。     

"经济人"与经济学家

自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一直依靠“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以各种方式参与市场的人们的行为，并由此对自由交易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缜密的推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秉承新古典学术传统，创立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不断扩大自己的解释半径，而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对经济理性和“经济人”假设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经济理性与“经济人”假设不但是经济学解释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秘诀。     

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辨证对待"经济人"假设

本文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相结合角度探讨如何辨证看待"经济人"假设,首先谈辨证看待"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然后谈到"经济人"这个理论抽象是否应该包含道德规定性的问题.     

论社会经济人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作为经济学研究假设前提的经济人,不能只表示个体经济人,还必须要有对社会经济人的假设抽象.缺失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研究只能从社会经济中的个体出发分析和探讨人类的经济行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因此迄今为止的宏观经济理论仍只是局限于解释经济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没有体现出更高层次上的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思考和自觉维护.在这种状态下,已经进入21世纪的经济学主要的宏观经济理论,不仅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其提出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基本上不被政府的宏观调控接受为指导理论.因而,深化经济人研究,增加社会经济人假设,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制高点.     

从传统“经济人”到“科学经济人”的术语革命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它认为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演进路径,并深入分析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西蒙有限理性说、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说、行为科学心理实验、莱宾斯坦X效率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最后,文章提出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提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即要做到“经济人”与“利他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与“生态人”的统一,从而给出了新的命题。     

经济制度与经济手段的经济理论分析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经济手段中的计划与市场之分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国家都在追求最优的公有化与私有化组合,而在经济手段上则追求最优的计划与市场化组合。通过引入政府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最优的公有化与私有化组合、计划与市场化组合的存在。     

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要素投入与资源配置的过程 ,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伦理规定 ,是一个价值选择和道德协调的过程。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微观层面上 ,它是一种人力资本 ;在中观层面上 ,它是一种无形资产 ;在宏观层面上 ,它是一种社会资本。经济伦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创造合作效益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 ,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性质和方式具有特殊性 ,需要具体地去认识和把握。     

经济责任审计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两权分离从一开始就是国有企业的一种属性。目前，在不存在完善的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且不存在国家和市场体系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施的经济责任审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评价机制，以便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人事监督的一种制度创新。     

经济目标吸引力与经济增长

结合多学科相关理论建立经济目标吸引力增长模型,经济目标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即经济目标的正向与清晰程度、政府公信力、公众执行力、经济目标与现实的距离,其中政府公信力和公众执行力为核心的区间可变因素。在经济目标吸引力为0的特殊情况下,纳入经济目标吸引力的增长模型即拓展的罗默模型,因而其既继承了内生增长模型的优点,又克服了内生增长模型未曾考虑制度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制度经济学以运动解释运动的缺点,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微型“引擎”,以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加速”现象。     

经济增长与幸福不同步的经济学分析

在评析幸福与经济发展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低估了经济发展中的幸福含量,二是没有建立相应的经济学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与幸福增长的非同步性。于是,在对幸福进行界定和阐释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发展史的维度,具体分析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现象本身所蕴含的幸福含量,并得出持续增加的GDP中的幸福含量被低估的结论。既然GDP中的幸福含量并不低,那么肯定是有原因导致了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的不同步,应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增加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含量的增加。在拓展外部性概念的基础上,既建构了分析幸福不等于GDP的经济学框架,也具体分析了影响幸福的诸因素并建立了幸福函数。     

论余额宝对接基金的经济本质和经济价值

我国经济生活领域近期突现的余额宝等金融产品是动产用益物权的适用形式,其分别对接的货币基金系在货币之上成立的用益物权;我国学界关于用益物权客体的某些主张太过牵强,不能成立.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余额宝等金融产品对接基金的经济本质的正当性和经济价值的有效性,并对“余额宝冲击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与金钱有关的权利都是债权”、“理财产品都是用益物权的适用类型”等学术主张进行了辨析.     

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简析

本分析了市场经济不同国度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出现的道德沦丧与经济违法现象，阐明了“发展”与经济伦理的关系，呼吁在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实践中，在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建设过程中，给予经济伦理、道德建设以高度的关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法

在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经济职能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并指出：“国家协调论”应该成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协调”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规范政府行为应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并举；经济法应与国际经济法共同发展。     

论企业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规制

经济自由与经济规制是企业行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最现实的微观经济组织，企业只要遵循价值规律，就享有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无所不能；但在“市场失败”的前提下，企业对市场的甄别、侵润和调整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同政府互动博弈的经济水平和实际效果，也决定了企业“有所能，有所不能”：企业的经济自由可以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打开另一扇成功的大门．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必要的合理的政府宏观调控及其相应的经济规制形式上是对企业经济自由的反动，事实上却是经济自由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