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韩国启示录

一、外国直接投资(FDI)理论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的理论有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海默的特定优势理论,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和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国际投资发展到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差距呈逐年缩小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国际经济形势、外汇储备和汇率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根据邓宁的IDP理论,从我国人均GDP、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等方面判断,目前我国国际投资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但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态势,相对于引进外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要求我国在对外经济工作中,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对外直接投资,注重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促进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

如同国际贸易的进口与出口,FDI流入与流出也存在密切联系,一个国家FDI流入,外国企业流动的所有权优势与本国不可流动的区位优势互补,这有利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反过来,一个国家FDI流出,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与其它国家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可以充分利用其它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从FDI流入与流出的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分析,我国FDI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应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防范及监管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越发有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2007年人均GNP已达2360美元，按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目前我国已处在投资发展周期中的第三阶段，即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将逐步快于接受外资的速度...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势分析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之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劣势,在新的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只有发挥优势、克服劣势,采取有效的策略,在投资区位选择、行业选择、投资方式选择上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提高自身竞争力,“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现状以及优化路径

以往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数聚焦在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成效。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率虽然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对外投资失败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并且企业投资失败呈现行业和国家集聚特性。其中,对外投资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缺乏、东道国制度环境风险以及国家层面投资引导政策的缺位等,是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走出去"进入加速阶段,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国家层面要积极制定分类投资引导目录,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从企业层面看,要兼顾投资增速和成效,通过构筑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成效。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及政策探讨

一、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学依据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驱动力,虽然现代西方国际投资的四种经典理论,即:斯蒂芬·海默(S·H·Hymer)的垄断优势论、蒙德·弗农(Raymand Vernon)的产品周期论、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asson)于1976年提出的内部优化论以及约翰·邓宁(J·H·Dunning)于1977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在解释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条件等方面各有侧重,但这些理论一致认为资本在国家之间的运动--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和投资国都带来利益,从而揭示了这种存在于双方国家之间的利益机制,为各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成都作为西部重要城市,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城市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强劲发展,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初始选取了四个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这些变量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平稳性,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自相关性检验和修正,得出影响FDI最重要的区位因素,由此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同于竞争优势，它具有相对性、潜在性和动态性，是一种潜在优势，但比较优势通过利用可转化为竞争优势。正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这一特性，我们可以从产业产品、区位和投资主体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优势做出基本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为合理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按照国际投资理论,我们将进入跨国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资金净流入额的增长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在三个方面表现明显: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缓慢下降,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非FDI类型的外资增加,利用全球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方式更加多样;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稳定上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共同起…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制度解释——基于OFDI S模型的理论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 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从理论上对OLI范式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并对中国企业OF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合同实施中的内部化优势——基于苏丹港供水工程项目的实践

内部化优势也称"市场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过程中所能拥有的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将其拥有的资产通过内部化转移给内部公司,可以比通过市场交易转移给外部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核心企业带动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反技术锁定论等理论依据,而且具有适用技术、创新、体制、华商网络等比较优势。在跨国直接投资中我国中小企业应选择正确的发展对策,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关于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可以通过资源的跨国流动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将围绕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对国内外主要学术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将理论研究文献分别从产品生命周期与比较优势理论、产业转移视角的理论、技术进步视角的理论和产业关联效应与内部化理论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总结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今后可以重点在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实践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区位优势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与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流量面板数据,以引力模型为实证基础,采用随机效应FGLS估计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影响力.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度量东道国区位优势的相对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同其所接受的中国投资的规模成正比并且均育较高的统计显著性.第二,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强烈地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两国的贸易依存度越大、文化距离越小以及政治关系越好,则中国对该国的投资越多.第三,关于东道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的理论假说6至假说9均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撑.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企业的整个国际生产布局,并进而影响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收益及成败。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我国跨国投资区位分布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的战略选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诸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没有出现一般性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此,对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关注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     

我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探析

FDI的区位选择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已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国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针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等地区的FDI区位分布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区位选择应当注重“聚集效应”的区位选择,保持成本优势的区位选择,选择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和结合企业自身特点的区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