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交易中商誉处理探析

并购是资本运营的一种重要形式,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并购企业以后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会产生重大影响。在中西方实务界,并购交易中商誉的确认和日后的会计处理方法有所区别。由于我国现阶段并购业务存在不同情况,应将交易对价与公允价值净资产的差额区别对待,作不同的会计处理。     

浅析企业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

随着企业并购的发展,有关并购商誉问题也成为会计界争论的热点。本文主要讨论了现行实际应用的分别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两种并购商誉会计处理方法,同时还对部分国家的商誉处理进行了比较。结合我国关于并购商誉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针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外购商誉确认与计量的重新认识

随着WTO保护期届满、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国有资本的逐步退出,合并不失为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降低投资风险、增强竞争力的便捷之路。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对于合并企业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外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重新认识。一、传统的商誉观从19世纪末商誉观的形成到亨德里克森三种商誉观的总结,人们普遍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商誉是特殊的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根据来源的不同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在会计实务中出于三方面(稳健主义、确认价值基础的可靠性、以成本为基础的会计)的考虑,一般不确认自创商誉,只确认外购商誉。具体说来,对于如何确认外购商誉,传统的观点有以下几种:1.外购商誉的确认范围。较早的观点认为,外购商誉是并购企业在合并交易日所支付的购买成本超过所获股权相应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然而,由于意识到购买成本与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并非都是不可辨认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首次提出了“核心商誉”的概念。核心商誉包括两部分:一是被并购企业在被并购前已经存在的商誉在继续经营中的公允价值,称为“持续经营商誉”;二是代表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协作能力的公允价值,称为“合并商誉”。这一新...     

对"负商誉"的再思考

从理论上讲,负商誉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被并购企业可以辨认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和大于收购企业的收购价格,那么,被并企业就会将净资产逐项出售,而不会再像存在正商誉那样将净资产一揽子出售.但负商誉在企业并购中确实存在,本文围绕负商誉的性质、确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负商誉的不合理性.     

外购商誉的系统观

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往往存在大量的目前会计体系无法入账的无形资产和企业能力，这使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往往会大于各项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之和。由于并购时，被并购企业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买卖的，因此，并购企业支付的价格往往会大于被并购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形成外购商誉。针对外购商誉形成的这一特点，在目前关于外购商誉的几种观点中，总计价账户论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企业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并购也逐渐增加,这种情况下商誉成为会计学界的研究重点,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合并商誉确认与计量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合并商誉确认与计量的完善建议,对于企业合并商誉会计处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商誉会计理论的几点探讨

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改革、并购及资产重组等经济业务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在资产评估中有关企业商誉的问题也随之涌现出来。对商誉会计理论的探究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对适应新时期发展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商誉会计理论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探讨。     

对商誉本质问题的探讨

本文主要以现有会计文献中对商誉本质问题的争论为背景,运用经济学的抽象分析研究方法,从企业自身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对商誉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商誉在会计学上的本质与在经济学上的本质应保持逻辑一致,即商誉的会计本质应定位于企业中人力资源与物质生产要素之间及各自内部相互间的协同和配置体系。     

浅谈对商誉的确认

目前,随着企业改制、并购、资产重组和股份制合作等经济业务的不断发展,在资产评估中关于企业商誉的确认问题已日益成为实务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对于商誉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应该有更深入的探讨;正确理解商誉的特征,依法保护企业的商誉,客观公正地评估商誉的价值,是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负商誉“悖论”的解读及其确认与计量

文章在指出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ｅｎ 在其名著《会计理论》一书中关于负商誉的一个有疑问的论点（称之为“负商誉悖论”）,借助“科斯定理”在企业并购背景中对“负商誉悖论”进行解读,力图从 “交易费用”角度阐释负商誉的本质。并对其确认与计量的问题进行探讨——支持将目标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与主并企业收购价之间的差额直接作为负商誉,主张将负商誉作为其它全面收益的项目加以确认     

对商誉本质理论研究的质疑与思索

文章对理论界关于商誉本质的“超额收益论”进行了质疑,指出其在理论上有三大缺陷,即经济内容不明确,逻辑推导不当,对负商誉的解释自相矛盾。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自身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对商誉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究,得出了商誉本质是企业中人力资源与物质生产要素之间及各自内部相互间的协同和配置体系的结论。     

对商誉本质问题的探讨

以现有会计文献中对商誉本质问题的争论为背景，运用经济学的抽象分析研究方法，从企业自身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对商誉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商誉在会计学上的本质与在经济学上的本质应保持逻辑一致，即商誉的会计本质应定位于企业中人力资源与物质生产要素之间及各自内部相互间的协同和配置体系。     

关于商誉会计理论的思考

一、对传统商誉会计理论的反思（一）对商誉定义的反思人们对商誉的研究由来已久，对商誉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的基索和卫根特提出的观点。他们在其合著的《中级会计》一书中，将商誉的性质概括为：一是它代表并购企业获取净资产的代价（即收购价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二是它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存在不妥之处。这是因为：１、这一差额的形成除包括商誉因素外，还可能出于并购企业的战略考虑。探讨并购动机的效率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并购可获得财务协同、经营协同、规模经济效应等，并能实现多样化经营从而分散风险。既然如此，收购价格与净资产公允价值之差，并不完全等同于被收购企业的商誉。事实上，在实务中有许多经营不善甚至恶化的企业，也能以高于其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换言之，企业愿以高价收购目标企业，往往是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获得超额盈利能力仅仅是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２、收购价格之高低悬殊决定了商誉价值不合乎逻辑。比如，从１９８９年８月至１９９０年３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处于被兼并的交易协商过程中，不同买主的收购价格先从３７亿美元上升到６７亿，后又跌至５１亿，在短短８个月...     

浅谈商誉认识的八个误区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各种对商誉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①企业存在超额盈利就一定存在正商誉,反之就一定存在负商誉。②并购实践中,买价与被购企业净资产的评估价的差额就是外购商誉的价值(正负商誉)。③品牌资产其实就是商誉资产。④正商誉就是消费者偏好企业产品所带来的利益,负商誉就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不够偏好所带来的损失。⑤商誉(正负商誉)的价值是随着时间的递延而减少的。⑥外购商誉其实就是企业的自购商誉。⑦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形成商誉的原因之一。⑧正商誉的形成一定是有资金投入的。本文将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并指出其不合理的地方。     

商誉会计的价值链视角

本文通过对企业并购核心商誉的辨认，将价值链分析方法运用于商誉分析。指出不能确认自创商誉，但应确认外购商誉，同时笔者认为因商誉的特殊性，只能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后续计量问题研究

<正>一、引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并购交易爆发式增长。据普华永道《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的统计,中国并购市场在2016年再创新高,交易数量上升21%,达11409宗;交易金额上升11%,达7700亿美元。并购交易会产生大量的商誉。例如,截至2016年底,掌趣科技的商誉高达56亿元,占总资产比重的56%。Wen and Burger(2015)通过分析2005年至2013年拥有商誉的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商誉占上市公司总资产     

商誉的资源基础竞争优势观

商誉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综合反映形式，其本质上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下无法单独入账的具有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的企业特异无形资产，商誉的性质实际上是特异无形资产性质的外在综合表现。合并商誉本质上是被收购企业未入账的特异无形资产，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应该根据并购后被收购企业特异无形资产价值的增减变动情况来确定。     

试论“会计商誉”

商誉具有不确指性、多样性和风险性，商誉的构成因素也是多样和可变的，不同的商誉观有不同的计量方法，并购商誉的确认和计量会因并购方式不同有所差别。     

商誉视角下保险公司并购动因研究

﹝摘要﹞商誉价值对于以提供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保险公司而言尤为重要。商誉价值不仅体现保险公司服务质量,而且是其获利能力的表现。本文运用管理熵理论分析影响保险公司商誉价值大小的因素,并认为管理熵值的增加必然导致商誉价值减小,而商誉价值减小将导致利润率下降。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并购能够产生协同效应,那么并购就能降低保险公司的管理熵值,从而提高商誉价值,最终提升保险公司的利润率。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