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生成的经济机理

现代社会被称为市民社会,但市民社会的生成机理需要探本溯源,这是理解市民社会的初始根据。从根源上追索,市民社会内生于市场经济的自我建构。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其固有的经济制约机制,将所有社会成员整合为有机的市民社会,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即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任何非经济因素能够干扰它的演进但无法决定它的形成。     

市民王国与市民社会——论马基亚维利对葛兰西政治哲学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的＂市民王国＂思想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着渊源很深的传承关系及家族相似性,＂市民王国＂思想在哲学上复兴古希腊政治哲学,并开创人本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先河,而＂市民社会＂理论则是对＂市民王国＂思想的道德理解和超越。葛兰西借助于马基雅维利的＂市民王国＂思想倡导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理念,阐释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内涵。     

宪政与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从市民社会的词源、特征和历史演变来看，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蕴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     

市民社会: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社会基础

宪法监督与宪法相伴而来,通过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宪法监督充分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然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却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市民社会"理论形成史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其中重要的过渡环节,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对市民社会的性质、原则及基本环节做了详细阐述,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市民社会与宪政互动关系论

纵观中西方宪政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 ,实现宪政的根基是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而有一部较为完善的客观地反映市民社会要求的宪法仅是实现宪政的法律保证。文章通过对西方社会宪法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考察与分析来揭示市民社会与宪法的互动关系 ,从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反思中国宪法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并对当代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宪政提出自己的观点     

浅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他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理解,使他的上层建设理论不同于传统的上层建筑理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新形势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市民社会的建构与检审

作为一个特性和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个人活动领域的某种抽象和概括；作为一个实体和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育生长过程，是一种私人物质利益关系的结合。必须充分认识和高度肯定市民社会的历史作用和一般价值，并在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指导下，通过切实有效的途径和措施能动建构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当代启示

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线索可把市民社会本身发展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市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关系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形式。弄清楚市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对我国当代的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论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

葛兰西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从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来看，他开启了一条新的方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向，我们从理论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可以看出其变化的必然性。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公民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社会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作为文化之行为主体的公民本身的素质、意识等等,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步伐,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民文化的步伐。     

公民社会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公民社会包括私人领域、社会组织和公共领域等要素,体现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等基本社会价值和法治原则,形成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以公民精神为集中体现的公民文化。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价值取向、教育形式和主体性均提出挑战,应该引以重视。     

论公民社会的主体自治

我国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公民社会发展的主体——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这个视角研究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对策措施。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从公民社会视角谈政府民主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社会。它尊重公民资格,保障公民权利,认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内涵。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的形式来保证公共权力在全体公民的同意、监督和制约下规范地运行,并最终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论和谐社会的制度整合

现代社会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市场经济,因此现代社会的和谐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内在根据.然而,市场经济是以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交换为运行机制的,这决定了现代社会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这一动态性需要人们主要通过制度整合达成,包括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我国建立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静态社会的动态社会,因此我国目前和谐社会的建构当然需要通过制度整合实现,只是基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特点,我们应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快、加强民间制度的建设.     

经济学和组织学交叉视野下的公民社会

本文从经济学和组织学的交叉视野,透视公民社会这一新兴的组织形式和经济现象,探究其宏观和微观的成因,认为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后出现的“第三只手”,以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组织属性和组织结构,降低了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政府领域和市场领域外的第三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对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组织角度审视公民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思路和重要的实证参考。     

提高公务员行政能力需要和谐社会的新理念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公务员是组成政府行政机构的主体,公务员的行为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用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武装公务员,提高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应成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