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处于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对于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国家战略与产业对接、国际竞争实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投资的新三板企业为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及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认证及信号传递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研究从微观视角系统揭示了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效应,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加深了对政府引导基金内涵及政策导向性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进一步明确政府引导基金角色定位、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政府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吗？——基于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的实证分析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在防范金融风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不断上升的背景,文章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过度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水平。政府审计的威慑力度与揭示力度越大,对国有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在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审计的抑制作用更强。文章从国有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视角拓展了政府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对于优化国有企业资产配置、完善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为微观企业“脱实向虚”的监管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发展股权融资方式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相较于银行信贷资金追求本金安全和收益确定性,股权融资1具有更长的投资期限和更高的风险偏好,其风险定价和利益共享机制更加适配科创企业特点,能更充分地发挥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共享等功能。国外股权融资有很多成功经验,国内股权融资也探索出很多良好做法,但仍存在募集资金来源和规模受限、政府引导基金运作市场化程度低、股权投资退出渠道较为单一、股权投资更热衷于偏后期的Pre-IPO项目等问题。本文从发挥政府引导基金“领头”“引导”作用、通过区域股权市场培育和引导科创企业提速发展、深化S基金市场发展、发展CVC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股权融资支持。     

“脱实向虚”精准治理所需的类别划分与正确判定

“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多种情形,但已有研究在认定上往往比较笼统,偏于一概否定。正确判断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状况尤其是判定是否发生了政府应予治理的脱实向虚,对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脱实向虚”可以划分为“资金脱实向虚”与“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与“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有害的脱实向虚”与“无害的脱实向虚”。资金脱实向虚不一定导致资源脱实向虚。微观主体脱实向虚不一定引起宏观经济脱实向虚。损害实体经济或积累金融风险的脱实向虚才是有害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是否损害经济,要结合实体经济总体态势和虚拟经济总体态势等进行判定。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科技金融政策何以影响科技产业集聚发展?

基于2004—2019年288个城市数据,利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科技产业集聚发展效应。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促进试点地区科技人才、科技企业集聚提升了科技产业集聚度,且表现为渐进的动态积累过程;通过安慰剂、PSM-DID、其他稳健DID估计等方法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试点政策的科技产业集聚效应是稳健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公共、市场科技金融及其交互机制提升科技产业集聚度,具体表现为,试点政策利用公共科技金融引导市场科技金融,发挥信号传递-资源配置效应、风险分担-融资拓展效应、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市场化效应,形成资金、人才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实现科技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异质性,在发展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更显著。由此提出优化科技金融政策引导科技产业集聚稳健发展、有机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非理性民间借贷的危害及对策建议

“两会”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增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最终引导社会资金公平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在处理涉诉风险资产过程中发现，近两年我行形成风险的不良企业，绝大多数存在非理性民间融资行为。     

董监高责任险、企业声誉与绿色创新

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通常不会自发向绿色转型。现有研究考虑了代理人损失规避的心理,而忽略了创新是一种集体行为的事实。绿色创新更多来自合作研发,也可导致企业内部的激励无效。因此,文章以声誉机制为切入点,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陆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董监高责任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董监高责任险可能加剧企业短期逐利的行为,导致“脱实向虚”,挤出绿色研发,但仍可通过发挥“声誉保险”的作用,降低潜在的声誉损失,增加合作机会,促进绿色创新。企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后,绿色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增加了14%,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数量增加了10%。这一结论不仅验证了董监高责任险的绿色外溢效应,还为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兼顾经济和环保的双重目标、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启发。     

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税支持政策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考察此类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性项目投资影响的文献甚少.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政府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动机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财政透明能助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稳预期和政企合作的视角

财政透明是影响经济发展预期的重要原因,也是引导企业“脱虚向实”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全国地级市财政透明得分数据,以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对属地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每变动一个单位,会引起当地企业减持0.54%的金融资产,且财政透明不仅能降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稳定企业业绩预期抑制企业金融化;还能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通过增加政企间项目合作抑制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推进政府进一步财政公开、遏制企业“脱实向虚”、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融资的监管研究——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背景

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监管准入标准日益严苛,部分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低、难以符合贷款准入条件的地方融资平台开始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纷纷转向信托、基金、保险等影子银行机构或向银行的"影子业务"寻求资金支持。目前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的融资呈现高增长的态势,通过建立市场内外部横向与纵向规制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合理""合规""合法"地向影子银行融资,抑制其固有的风险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对当下我国面临城镇化新一轮建设的重要支持。建立我国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融资的监管模式,也是我国建立资本创新体制并发展金融创新市场的契机。     

信号效应、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融资约束已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政府补贴被视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一双有形的手”,在对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关系的分析中其信号效应常被忽视。选用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探讨分析信号效应、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可以缓解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备信号效应;政府补贴及其信号效应对于企业的融资约束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结合不同背景条件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民营企业、非制造业行业、西部地区企业,政府补贴释放的信号效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基于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面对外部技术封锁的全新历史条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能否突破制约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障碍?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视角检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对企业真实创新产出的影响,并重点识别哪种类型企业在政策激励下实现了创新水平的提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其不仅表现在创新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创新质量上。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进而影响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民营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在位企业以及东部、西部与东北部地区企业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更加敏感。     

高管薪酬激励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并且引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变量,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实现;内部控制能够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分样本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重污染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     

微型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比较研究

运用VAR模型,通过格兰杰非因果检验、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微型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及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微型金融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效应滞后且力度有限。相比较而言,直接融资方式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较显著,而间接融资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远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要进一步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强化间接融资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引导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微型金融服务中合理定位,同时大力发展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直接融资市场,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微型金融服务体系,更有效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企业研发外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系统梳理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影响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激励-非线性激励”两个环节,实证检验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外包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受自主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减弱。针对不同所有制、行业类型以及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更强,且受相关门槛因素的影响,不同分类企业间均存在显著的有差别的门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