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18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正向调节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越强,当数字普惠金融高于第二道门槛值时,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来说这种调节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该依据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最大化政策实施效果。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视角

基于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此外,分位数回归发现,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本来就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促进作用强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抑制了软件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因企因地设计产业政策,避免造成行业内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企业研发外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系统梳理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影响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激励-非线性激励”两个环节,实证检验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外包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受自主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减弱。针对不同所有制、行业类型以及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更强,且受相关门槛因素的影响,不同分类企业间均存在显著的有差别的门槛特征。     

信任与经济发展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一部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及各种途径进行探讨,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得到的数据衡量各地区平均信任水平,分析信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信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特别是信任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较为突出。进而从加强正式制度建设、加强文化文明建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方面探讨提高信任的方法。     

企业数字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已成为当下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但数字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存争议。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投入、专利、软件著作权数量和年报词频等数据,构建包含投入、成果、关注度三维度的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然后,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水平波动上升,呈现国有企业快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行业快于其他行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大客户依赖以及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等四项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非国有性质、强竞争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为例

目的/意义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于寻找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非常重要。 方法/过程选择索洛残差法,运用Johansen的MLE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1978—2015年宁夏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估算宁夏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宁夏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呈负相关;宁夏的企业研发投资少,创新能力不足;二、三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较大。     

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GPSM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检验

使用2005-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改进的LP方法,首先分行业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法(GPSM)分析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内源及外源融资约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内源融资约束的下降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外源性融资约束的下降对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而言,外源融资约束的下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社会信任与会计盈余的债务契约有用性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如何影响企业微观机制值得探究。以2000-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连坐制”效应,社会信任越低的地区,会计盈余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越显著;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社会信任对会计盈余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影响更显著。在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于充分认识社会信任的重要作用以及发挥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加速工业集聚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所有制结构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论文用DEA方法测算了2005年—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不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通过Tobit模型重点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但普遍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除了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国有企业占比越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东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能改善微观绩效吗——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并购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有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微观绩效的差异,发现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大中型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但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FDI态度更加友善、制度水平高于母国时,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最后特别关注了跨国并购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再次验证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客观评价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     

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是否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分位数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能否提高企业生产率?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企业国际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等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短期内国际化战略未提升直观可见的企业财务绩效,但企业不应过分看重眼前得失,国际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生产率提升一方面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契合当前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地区幸福感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社会资本,会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与民营企业相比,地区幸福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但这一负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进而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及阶段划分——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1978—2013年的测算和分解

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表现为资本偏向型;1997年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劳动产出弹性、降低资本产出弹性有助于减缓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FDI、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1990—2010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FDI和对外开放并没有协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FDI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却没有成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因素,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不显著;进一步地,通过Malmquist指数法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FDI通过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这两种路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均不明显,而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改善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后,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FDI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吗？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服务贸易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对25个国家1999-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出口的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由于协同效应的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助推器”作用;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带来了生产率优势,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内自主研发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作用及空间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78—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的省际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的作用大小和作用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过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资本和劳动效率提高等途径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差异和转变。然而,从分时段样本分析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比较显著和稳健的。而在1990—2014年这段历史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甚至还会在一定时期产生负向影响。从分区域分析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省份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