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管理层能力、长期激励与商誉减值

并购是管理层谋求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因并购而产生的商誉大量发生减值,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08年至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与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水平和商誉减值概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向关系在管理层拥有的长期激励较高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更高能力的管理层有助于降低并购商誉减值的内在机理在于并购时展现出更强的估值能力和并购后展现出更强的整合能力,分别表现为更低的并购溢价和更高的长期并购绩效.本文从并购决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即管理层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企业并购商誉减值的相关文献.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商誉会影响企业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显著正相关,相比并购商誉中的合理商誉部分,超额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后期商誉减值会以加剧股价低估的形式推动资产误定价;机制检验表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情绪是并购商誉影响资产误定价的中介机制;调节效应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在非"四大"、分析师关注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分组中更加显著,进而论证了外部审计、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本文在丰富并购商誉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对降低资产误定价进而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股东持股、并购商誉与股价涨跌风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视角,以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下跌风险越大;(2)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并购商誉对股价下跌风险的正向影响;(3)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外部审计质量较低、公司成长性较高和企业业绩下滑时更加显著。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企业并购风险发展态势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为梳理企业并购风险的研究进展及演进脉络,本文以1998年至2021年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绘制知识图谱,使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企业并购风险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结果发现:企业并购研究趋于成熟;作者和机构合作较为分散;研究热点为财务风险、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并购绩效等;未来发展趋势为并购商誉、业绩承诺、商誉减值等与并购风险间的关系研究。本文期望为相关研究人员更好地把握该研究领域提供参考与借鉴。     

并购业绩承诺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体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然而,企业并购情境下的业绩承诺可能诱发甚至加剧管理层追求短期业绩达标。本文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并购业绩承诺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签订并购业绩承诺会通过增加业绩压力和代理成本显著抑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机构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等外部监督主体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媒体报道会缓解业绩承诺的负面影响,而分析师关注则会加剧这一负向关系。此外,“虚高”与“非虚高”业绩承诺均会抑制企业精准扶贫,企业产权性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对完善业绩承诺监管、改善企业精准扶贫以及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视角

以我国主板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企业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当不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具有较高教育背景和持有企业股权的管理层,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业绩。当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仅在10%水平上正相关。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对股权制衡度较低和独立董事比重较高的企业的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视角

以我国主板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企业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当不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具有较高教育背景和持有企业股权的管理层,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业绩。当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企业绩效与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仅在10%水平上正相关。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对股权制衡度较低和独立董事比重较高的企业的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本文在西方学者的管理层权力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垄断企业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了高管控制论,以2000～2008年曾发生过财务重述的我国代表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共148个重述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考察了高管以财务重述为路径,影响企业财务业绩进而提高薪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不拥有或较少拥有股票和期权,财务重述仍然会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     

高溢价并购可以带来高市场回报吗?

本文以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并购溢价与并购短期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吸收合并、商誉和业绩承诺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溢价会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同时资本市场也存在着并购消息提前泄露的问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有追高情绪,吸收合并类并购重组的并购溢价更能促进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提升;在经历了2015年A股市场异常波动后,市场回归理性,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的高溢价并购无法再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本文结论丰富了并购溢价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的研究,为规范并购交易定价和促进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并购商誉能提升公司业绩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确认计量的并购商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集中度对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并购活动财务报告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支付较高商誉成本提升了公司当期业绩,但降低了公司未来期间的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外,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商誉成本显著降低了公司业绩。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关于会计准则执行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准则制定部门、监管机构和开展并购活动的企业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研究

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商誉“爆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而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特征是否是形成超额商誉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显著正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处于较低的法治水平的企业中，无实际控制人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强化并购动机、提供寻租机会和操纵并购权力产生更多的超额商誉。     

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依据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2014-2019年数据,借鉴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考量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程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其中,结构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所有者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所有者的激励效果;声望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专家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了分离,经验证据发现,在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非正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的正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却明显减弱。     

基于业绩承诺的商誉减值足额计提了吗北大核心

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达标与商誉减值是当下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了根据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可被视为并购标的未来获取现金流能力的信号,业绩承诺完成越差,计提的商誉减值越多。但无论是按照“参照公司”测算出的商誉减值预期值,还是按照业绩承诺在并购时影响商誉的幅度,基于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总体上是不足的。进一步地,当业绩承诺距离到期日较远、或净空值较大时,上述商誉减值不足问题更严重;证监会《第8号文》的发布和交易所的问询监管对商誉减值不足问题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检验还表明,按本文方法识别出的商誉减值不足样本与事后监管方识别出的商誉减值问题样本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本文的判断方法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实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商誉存在顺周期效应吗

本文采用2007-2017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经济周期对商誉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研究发现:(1)在经济上行期,商誉变动额显著增加,表现为商誉顺周期效应;(2)商誉减值在商誉顺周期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经济上行期可以通过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以促使商誉变动额增加,而并购频次和并购溢价在经济周期影响商誉变动的路径检验中不显著;(3)当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完善、处于轻资产行业或成长期时,商誉顺周期效应显著减弱;(4)拓展性检验表明,商誉变动额促进了个股收益率的提升,但经济周期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本文明晰了商誉顺周期效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丰富了经济周期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