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获得、边界效应与经济集聚——基于“中心—外围”城市经济活动的考察

本研究利用我国54个城市1990—2010年的经济活动数据重点考察了市场获得对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的影响。结论发现随着市场获得的边界效应下降,要素(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两个市场获得均具有促进区域集聚发展的作用,国内市场获得对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的贡献力在样本期具有下降趋势,而外围城市则反之。与其呼应的则是当前刘易斯拐点期和国际经济衰弱(波动)期外需市场获得空间增长乏力,这意味着工业生产性资源在空间上集聚配置的"地理界线"必然会由沿海边界线向内陆圈后移,"主外需,轻内需"局面向"内外需并重"转变将成为趋势。未来外向型的东部沿海(中心地区)集聚力相对下降,而内陆外围地区可吸收其扩散力;随着国内市场获得重要性的提升,内陆(或外围)地区将充分接受沿海地区"回波效应"带来的新增长力量,我国区域"中心—外围"发展格局有望走向渐进均衡化。     

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省份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区位熵指数研究了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空间分异,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及辐射省市2003～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物流产业集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且物流产业集聚经济溢出效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东中部、西南部、西北部三大区域的比较分析,表明西南部地区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次之,西北部地区最弱;丝绸之路经济带内东中部地区物流产业发展向集约式转变,而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仍处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

本文以一种地理空间的视角,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1995—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在"结构性加速",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全国经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但经济增长分化的格局业已形成;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影响最大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其次是空间效应,平均工资增速的影响较小,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明显。     

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协调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政府开始纷纷借鉴沿海地区经验,通过引导部分产业向该地区集聚以实现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建设。探讨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文章阐述了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协调发展的内涵,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两者间存在的促进机制和反馈机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的关系,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集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我国30省(区、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和Moran’s I指数测算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并分析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的集中度均属于极高寡占型，领先省(区、市)均是东部地区，空间分布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趋势，且以重点省(区、市)为核心节点；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呈“东部>东北>西部>中部”趋势；(3)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且不同时间、不同数字经济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能够显著作用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空间集聚发展，也能够通过不同产业同时向中部省(区、市)辐射；而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规律，为引导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集聚差异研究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构建城市集聚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的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使用传统差异系数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内部主要城市间的集聚差异,利用区域特定差异指数判断了京津冀地区空间差异的方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集聚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近10年来的城市集聚程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集聚程 度差异明显;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的差异增大,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差异不明显;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三产业对城市集聚水平影响显著,是影响城市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城市间集聚加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     

市场潜能、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空间集聚——理论框架及来自我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化因素构建了关于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1999～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潜能和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异,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市场潜能的提升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影响最大,西部最小,中部次之;3个层面城镇化因素均有利于工业企业集聚,其中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人口城镇化,且东中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地区大,而对于人口城镇化的积极作用而言,中西部差异较小,东部明显大于中西部。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外生冲击以及工业集聚路径依赖性的3次稳健性分析也基本支持市场潜能、城镇化与地区工业集聚度之间关系是稳定可信的。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经济增长溢出与区域空间优化北大核心CSSCI

交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交通发展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溢出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而结构效应则是交通发展对经济空间格局的改变。两种效应并存且都是交通发展的结果,高铁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两种效应。本文梳理了交通发展产生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将高铁开通后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分别用空间计量模型和超制图学的方法检验交通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计量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确有提高,同时也证明了交通对经济发展存在增长效应。基于包括高铁在内的不同交通方式时速绘制的时间距离地图表明,交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结构效应,交通发展改变了区域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结构和层级结构。从全国范围看,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东部和中部城市进入中心区,而基础薄弱的东北和西部地区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城市蔓延、多中心集聚与生产率北大核心CSSCI

水平的蔓延和立体的多中心集聚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两种形态,它们如何影响城市生产率,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化利用有重要参考价值。现有文献仅停留在分析城市蔓延对生产率的影响,并认为蔓延不利于生产率提高。本文认为,现代城市扩张不是过去那种单一住宅部门围绕市中心向外水平蔓延的模式,而是呈多中心集聚的模式,如服务业集聚于市中心而制造业集聚于外围次中心,并通过空间结构优化,在不显著增加通勤成本的同时,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有利于生产率提高。本文运用1997—2013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平蔓延对城市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不一定是负面影响;多中心集聚显著提高城市生产率,主要源自制造业次中心集聚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效应。结果还表明,多中心集聚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差异:在多中心城市加速发展期最为显著,大约对应2003—2011年城市生产率的变化;其对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城市正向影响显著,而对规模过大的城市影响不显著。因此,加强多中心集聚并适度控制蔓延以优化空间结构是城市扩张中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     

江浙沪城市的经济集聚扩散能力分析

城市集聚与扩散是城市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两者具有不同的方向,同时存在于城市的功能运动中.研究城市区域内部各中心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的能力,对于中心城市正确进行战略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江浙沪城市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城市功能的度量指标,计算出能够判断城市某个部门是否具有外向功能的区位商,将具有外向功能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累计相加,得出该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并据此判断出江浙沪各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能力的强弱.     

基于空间竞争博弈模型的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空间竞争博弈模型描述了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之间的匹配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区域组织结构的形成机制,通过模型推导分析发现,可以流动的非区域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通过增加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吸引更多的非区域要素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以及拥挤成本较小时,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较大时,虽然非区域要素的集聚可以增加要素报酬,但较大的流动成本阻碍了非区域要素的流动,从而形成各区域彼此分割的对称结构。     

我国形成九大经济区域和九大都市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3月在京首发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发展和演化,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九大经济区域和九大都市区。 九大经济区域是:华南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南部和江西西部;长江下游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天津、河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从系统耦合视角出发，全面剖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耦合协调机理，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2011～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性显著；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由低度协调升至中度协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类型以L-L集聚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区域。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协调发展，需进一步发挥高值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基于不同指标的公路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选择最短时间距离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两种指标,以1:25万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的道路网络数据为基础,利用ARCVIEW软件的网络分析模块,对江苏省县级及以上的65个节点城市的可达性状况进行分析评价,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指标在评价其可达性状况时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加权平均时间距离度量时,可达性的中心区显著南移,快速干道指向性相对减弱,可达性系数值更加离散.两种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都与节点的中心性相关,其中最短时间距离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与几何中心性的相关性较强,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指标下节点的可达性则与经济中心性的相关性更强.正是由于这种相关关系,使得两种指标下可达性空间格局都呈不规则的同心环状分布,越向外围可达性越差,而加权平均时间距离度量时可达性的中心区显著南移,快速干道指向性相对减弱.     

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

目前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集聚多是基于地理距离来刻画。本文试图将产品间的认知距离引入集聚的测度中,研究不同类型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异质性作用。本文发现,出口集聚效应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分别是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外源动力和企业条件。具体来说,引入认知距离后,可以更好地区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来源: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而不相关产品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竞争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在集聚的过程中“搭便车”,集聚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因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而异。在影响机制上,出口集聚效应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等供给侧渠道以及目的国市场信息共享和已有出口经验等需求侧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扩展的难度和风险。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打造技术关联紧密、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城市结构调整与模式选择的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结构调整和模式选择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强度呈现规律性的递减趋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城市间劳动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850公里范围内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波峰出现在450公里左右;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东部城市产业内的高端化升级以及中西部城市对东部城市产业的有效承接,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而由劳动力跨行业配置引致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对中国城市化而言,城市多样化模式比专业化模式更能促进城市规模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围绕消除"市场分割"、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架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用地扩展视角下煤炭资源城市空间演变及优化——以大同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大同市中心城区1984—2017年的城市用地资料为基础,采用扩展强度指数、圈层分析、等扇分析、扩展弹性指数等方法,对产业用地扩展与城市空间演化的时序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产业用地扩展对煤炭资源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同市中心城区产业用地扩展与城市空间演变的时序关联特征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由城区与矿区独立发展向城矿空间融合的"多中心,组团式"发展;产业用地扩展尤其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演变方向的引导作用显著,引导城市向西南和向东方向带状延伸;随着产业用地扩展,大同市中心城区土地集约利用度逐渐降低,空间利用效率有待提升,进而从产业用地扩展方面提出了城市空间优化策略。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产业集聚度与城市能耗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人口、产业、交通、建筑等各要素决定了城市能耗的高低,它们共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全局主成分析法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东、中、西部城市的规模、结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所引致的城市能源消耗增长率完全不同。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技术优势,并大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同时,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强城市用地的合理规划。西部地区则应提高城市密度,改善大而散的城市结构。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产业集聚度与城市能耗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人口、产业、交通、建筑等各要素决定了城市能耗的高低,它们共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全局主成分析法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东、中、西部城市的规模、结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所引致的城市能源消耗增长率完全不同。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技术优势,并大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同时,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强城市用地的合理规划。西部地区则应提高城市密度,改善大而散的城市结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基于西部地区协同减排研究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的生态屏障， 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本文运用西部9个地区2003～2017年面板数据， 基于时空滞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考虑协同减排的基础上，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雾霾污染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雾霾污染负面影响， 短期内加剧污染， 长期抑制雾霾污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主要通过投资传导机制、 市场扩大机制和政策 引导机制产生关联， 且治霾重点在于处理好三大机制中关键因素。 为避免西部地区沦为污染天堂， 亟须明 确环境风险， 发挥金融发展潜在作用， 实现绿色发展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