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1985—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阻碍了中国对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测度研究

根据前人对于知识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本文把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延伸到区域层面,采用荣格和瑞拜蒂诺知识吸收能力量、质和质量指标的评价思路,综合考虑人力资本、知识传播、交通、信息等因素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构造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并证实了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相对稳定,说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长时间的知识积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投入。     

经济增长要素的空间效应及分解——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相关性,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中.与普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相比较,在考虑空间效应情况下,产业结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较大.通过空问杜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对本地经济增长贡献较小,但对相邻地区贡献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本地区经济起重要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起阻碍作用;基础设施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负影响,但对相邻地区却有较大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却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负作用.     

吸收能力抑制了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吗？——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不同区域对FDI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引进消化吸收状况。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显著地影响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考虑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时,FDI并没有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FDI与吸收能力指标的交互项则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不同区域FDI吸收能力的差异,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省（市、自治区）要想充分利用FDI,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需要切实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扩大对外开放度。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人力资本视角下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和R&D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现有研究却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本可能是影响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门槛因素。在构建一个二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0-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结果表明:理论上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依赖条件,即在临界值两侧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中国省级层面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显著三重门槛效应规律,且这种非线性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其他条件有关系;中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随着门槛变化形成等级,且人力资本属于高等水平的省市数量较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属于低等水平的省份数量逐年减少,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只有少数地区人力资本到达高等水平。因此,我国应在增加R&D投入的同时加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其效用等。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主要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R&D等因素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些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R&D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则相反。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幼稚产业保护,加大R&D投入。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西部12个省市区2011-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政府引导、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四个方面的驱动因素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小。研究发现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其次是政府引导因素,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力则最小。因此,应当从大力引进人才、加强政府引导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单的评论。从理论角度看,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阐释,认为进口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能够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从实证角度看,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检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受到进口渗透率、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政府管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基础设施投资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要使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提高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使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相互促进。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人力资本对珠三角经济增长贡献的动态演变分析

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与人力资本投入规模、知识外溢和市场容量有着密切关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对珠江三角洲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从人力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数值及其演变趋势来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地促进珠三角经济增长,且其效应逐年递增;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劳动投入产出弹性的比较来看,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珠三角经济增长面临由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数量驱动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     

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存在“门槛条件”——基于区域及行业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首先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出发,测算了在环境约束下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行业2004～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Malmquist指数,然后基于我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考察与验证,并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行业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区域层面,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和市场规模这3个因素均构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变量,只有当这3个影响因素都处于适度值区间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表现为积极而显著;当不处于适度值区间时,上述3个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则表现为负或者不显著。在行业层面,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行业发展水平、行业人力资本和行业研发投入这3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工业智能化是否推动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基于不同宏观经济主体投资视角

推动人力资本积累是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工业智能化的发展不断释放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信号,直接影响不同宏观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文章从不同宏观经济主体投资视角出发,在理论上揭示工业智能化应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06—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通过信号效应和价值效应,推动个人、政府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在企业层面,由于当前我国工业智能化水平仍然不高,虽然工业智能化为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收益,但相较于基础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企业更愿意将收益投入到自身固定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领域,导致工业智能化影响企业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尚未显现。另外,工业智能化促进人力资本的作用存在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上的“边际效应递增”现象,东部地区强大的市场规模对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虹吸效应”,导致工业智能化促进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地,在垄断加价作用下理性经济个体会将资源向R&D倾斜,导致R&D投入对工业智能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存...     

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陕西省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经济增长与新经济地理增长理论研究视角,采用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多项影响陕西省农民收入指标,测算了多维要素协同作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981—2013年间,陕西省劳动力、农村人力资本、财政支农、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正向促进效应,财政支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为显著。长期来看,促进陕西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支农增长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