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与海外背景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采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将国际化速度按照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其各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均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显著负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高管过度自信则进一步加深了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     

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我国通讯上市公司为例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受政治干预多的行业中的企业容易产生政治关联并对企业的国际化产生影响。以通讯行业为例,从企业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对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对通讯企业国际化的广度拓展有抑制作用,而对其国际化的深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工资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论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工资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情况下,母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效应,而劳动生产率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同时以中国为母国,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通过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有效验证,理论推导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抑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优势却促进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国内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外资本成本抑制着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业务;国外真实需求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发展迅猛。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通过可获得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和ADF检验,运用OLS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但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     

开发区设立能否助力企业“走出去”——来自微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研究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生产率提升两种渠道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有海外经历高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且经济技术开发区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相较于省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研究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对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为非国有控股企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促进作用更明显.调节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的...     

中国转型期ＯＦＤ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模型

“入世”以来,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逐步由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六个行业的产值比重、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占比、贸易总额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相关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与脉冲响应的分析

根据中国1981-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均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促进作用不大显著,且长期影响较短期影响更显著。并依据实证结果,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从国家政策、产业选择及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使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政治关联、分析师跟踪与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以制造业为例

选取我国制造业中小板上市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数据,首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定量评价。进而运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考察企业政治关联、分析师跟踪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２００７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投资效率呈现波动性变动,但总体而言逐步提高。国有中小企业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中小企业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正相关但并不显著。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手段,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分析师跟踪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联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作用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国有企业中,二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一种替代关系,而非国有企业中,呈现一种互补关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基于灰色关联的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区2004-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数据,通过灰色关联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省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外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比较优势了吗?——基于国家-行业层面

本文运用2005-2014年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中的中国企业海外制造业子公司数量这一微观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尝试从国家-行业层面验证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遵循了比较优势,即会将熟练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高的国家,而将熟练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低的国家.另外,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与发展特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仍显滞后。投资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行业分布El趋广泛但不均匀,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不多;有限责任公司已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但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占的比重仍然偏大;投资区域高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偏少。应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以获取更多的国际技术外溢。     

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对象为发达国家、并购动机为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活动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仅在并购后初期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对外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利用我国2。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GMM系统两步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与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并进一步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出口技术进步是否对出口规模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进步的重要加速器。而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出口规模的扩张起到明显作用;在样本期内,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出口技术进步,抑制了粗放型出口规模的扩张。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文章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东道国流向、进入行业、进入方式与投资主体等五个方面的变动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关注目标国贸易与行业政策,构建统一权威的对外投资机构,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扶植力度;企业应重视非经济风险评估与增加合作力度。     

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著促进了中国金融发展,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小不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外资质量。     

企业生产率对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利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目录》和西风（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并进一步根据融资约束差异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海外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2）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区/行业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或制造行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3）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