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边界政策趋紧下中国特大城市的效率变化

随着中国对城市增长边界和用地规模管控趋紧,特大城市将面临规模扩张内在需求与增长边界外部约束并存的发展抉择。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考察2006—2016年增长边界管控政策从"软要求"到"硬约束"转变过程中特大城市运行效率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变化发现,部分特大城市开始进入规模效应递减区间,且在土地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下,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水平没有较大提高,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为此,需要通过采取在微观层面上提高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中观层面上提高空间结构组织效率、宏观层面上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效率等措施,来提升中国特大城市的运行效率。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探索——以榆林市为例

近20年来,我国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各地"摊大饼"趋势明显。因此,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已成为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限制城市无序扩张的主要方法之一,我国部分特大城市已取得了一定实践经验,但总体来说,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侧重于生态格局保护与已开发空间的优化整合。快速城镇化地区更需要在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给予城市适当的规模扩张空间,使城市可以承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繁荣与人口增长。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榆林为研究对象,以既有规划拼合为基底,以生态敏感性评价、用地适宜性评价、城市规模预测、空间形态控制、"两规"建设用地图斑对比等方法倒逼缩减建设用地,从而划定城市发展的刚性和弹性开发边界。     

3E模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的理论构建与策略设计——城市群演化视角下北京、上海与重庆的比较

尝试构建一个城市群演化视角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环境、效率与均衡三维协同的3E发展约束模型(3E模型),用以分析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所需,同时兼顾考虑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及均衡约束。以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和成渝城市群的重庆3个特大城市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发展面临环境、效率和均衡方面的严峻挑战,在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综合劳动效率和各产业的劳动效率等仍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就业—居住均衡偏离较大,产业亟待优化推进;二,特大城市产业优化要协同考虑城市面临的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和均衡约束,推动水资源、能源等的消耗水平大、产业劳动效率低且职住均衡较难实现的产业退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形成特大城市产业发展的门槛约束;三,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采取差别化的产业优化调整政策,分别采取一体化导向下实施产业功能提升策略、功能疏解导向下的区域协同策略和极化发展导向下的聚焦重点产业升级战略,推动不同阶段特大城市产业的优化发展。     

新常态下基于双轨思维的城市开发边界体系探析

新常态背景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是遏制城市蔓延,引导城市有序发展,缓解耕地与生态保护压力的必要举措之一。构建城市开发边界理论体系对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至关重要。在探讨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属性、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双轨思维的城市开发边界体系。具体而言,城市开发边界具有发展需求与生态留底相结合的空间属性、控制与引导相结合的功能属性以及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形态属性,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经济、交通等驱动因子;自然环境、生态保护、历史文化、农田保护等约束因子以及管理制度因子。城市开发边界是刚性约束内的引导城市空间弹性增长的空间界线,耦合城市不可开发的"关键性约束边界"、不可突破的"城市上限规模边界"和动态调整的"多情景引导边界"构成城市开发边界体系。     

城市建成区边界提取方法综述

针对当前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低等系列问题,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要求,每个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明确城市开发边界,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发展内涵,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国土空间利用率。本文主要从方法思路和技术手段上对国内现有的城市边界划定方法进行分类汇总,便于城市管理部门根据不同的城市情况采取合适的方法划定城市边界。     

六大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进展与展望

"最优城市规模"问题一直是城市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梳理总结最近二十年国内外最优城市规模相关研究成果文献发现,研究视角大体上有成本—收益分析视角、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城市增长视角、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国民福利视角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等六大类。最优城市规模问题后续研究的主攻方向主要集中在:注重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加强资源环境约束和国民福利视角的最优城市规模研究;聚焦最优城市规模决定机理、外部效应、管控路径等理论问题研究;重视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     

近20年中国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研究了全国52个特大城市1990~2008年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特大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多中心、多轴线的演变,多中心结构、带状结构和放射结构城市数量增多;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演变特征在1990~2000年表现更加明显,多轴线的演变特征在2000~2008年表现更加明显;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主要受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城市产业结构类型和城市空间增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基于1990~2008年中国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归纳为单中心结构分化、轴线结构强化、单中心结构回归三种基本模式。     

新形势下特大城市概念的再解析

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0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27%,所以,仅以人口作为特大城市判断依据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特大城市相比其他城市,无论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地理空间规模,还是从区域发展和创新带动力方面都处于其所在国家或区域的前列,在区域城市体系发展方面起着重要标杆作用。判断特大型城市的标准首先应是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标准,其次是城市首位度,再次是城市的"吞吐"能力,最后是城市的功能完备度。     

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多维测度——理论逻辑、时空演绎与提升路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构建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多维测度体系，对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显示：2008—2020年，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稳步提升，可以将其划分为领先型、成长型、追赶型和起步型四大类型；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呈现出“东部整体领先、中部快速崛起、西部逐步提升、东北有待振兴”的空间格局和“南快北慢”的发展趋势，各维度发展存在不协调倾向和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大致表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发展规律；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增长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式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提升的主要路径。     

基于用地效率分析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极化模型及空间发展战略

不同规模的城市其用地效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对中国660余个不同规模城市的用地效率分析,在总结和分析了传统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基本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城市用地效率分析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极化模型.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发展的方向一极是大型化,发展成为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人口100万-400万);另一极是小...     

1985～2010年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与重心演变轨迹

采用市辖区统计数据、GIS空间分级方法以及重心移动模型,对1985~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经济与用地的空间格局及重心演变轨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及城市发展方针相适应,2000年之前中国总体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及特大城市周边地区集群式布局与东中西非均衡发展的城市空间格局,2000年之后中国东中西部城市集群的现象更加明显,但全国层面逐渐形成了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空间格局;中国城市人口、经济与用地规模的重心历年均位于苏鲁豫皖交界附近,"由北向南"移动的特征最为明显,东西向的移动距离较小且移动方向不尽一致,不仅反映了区域与城市发展政策对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也反映了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     

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超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空间结构布局是城市综合发展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对于规模巨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是如此。目前，中国部分超特大城市实施多中心策略，其是否满足生态城市的建设需求值得探讨。基于2005—2019年中国超特大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社会网络法测度城市多中心程度，实证考察大型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超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程度对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呈现先增加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对拐点进行分析发现，多数超特大城市处于提升多中心程度将促进碳减排的阶段。机制分析说明，城市多中心程度通过城市创新影响碳排放，城市公路设施水平则负向调节城市多中心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     

特大城市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研究

文章采取5个一级评价指标和14个二级评价指标,并运用描述性研究法对我国14个特大城市人才吸引力进行研究,结合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报告,对比分析各特大城市高层次人才吸引力的不同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借鉴国内外人才政策经验,从整体和单个城市层面提出提升人才吸引力的建设性意见,包括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改善文化科研与医疗环境、完善人才政策三大方面,使每个城市取长补短,提升在“抢人大战”中的竞争力。     

高速铁路网络对中国城市化格局的影响

高速铁路通过提高城市可达性影响城市人口增长。1997-2011年,在铁路提速的影响下,城市可这性每提高1%,可引起城市人口增长0.67%。到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网建成后,将对城市化格局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表现在:城市人口向高速铁路沿线城市集聚,尤其是向高速铁路密集区域的城市集聚;城市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城市群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具有差异性;包括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型城市在内的城市等级一规模结构将呈橄榄形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将呈现出小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巨型城市的格局。     

北京城市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城市化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聚集又会对城市的承载力造成巨大压力以及"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不协调发展是北京"城市病"突发的根源所在,如何实现首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首都城市发展的内在肌理出发,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交通管理效率,切实构建能适应后工业时代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体系。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吗？——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区域一体化成为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重要方向，区域一体化能否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值得关注。论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区域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随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增强；第二，区域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个体层面上具有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与城市规模正向相关；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区域一体化能够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生产率提升和要素分配效率提升三个维度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总融资规模作用的比较,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影响,既从总量层面呼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发现,又从资本配置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和回应,即金融发展在总量层面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但是实体经济所获资本规模的提升,则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的理论分析

流通产业组织化的目标是合理配置流通产业资源,提高流通产业效率,推进流通产业有序运行.实现流通产业组织化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内在力量来推动.从这一意义来看,提高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就是通过建立某种流通产业内部力量聚集机制来提高对流通产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流通产业内部力量聚集机制的核心是以企业核心能力为前提,建立流通产业行为约束边界;通过价值链管理来构建利益增长与协调机制;以流通产业行为约束边界、利益增长与协调机制为基础、构建流通产业内部力量聚集机制框架,通过有效的商业生态系统来强化、提升这种聚集机制的作用与功能.     

“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损失的影响——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虽然能够带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拥挤效应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病"成为制约城市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城市规模等级来看,大城市集聚经济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带动作用有限,而中小城市依然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较大收益;大城市"城市病"对城市经济效率带来的损失程度高于中小城市。     

城市增长管理与集约更新潜力:人地关系的视角

试图从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出发,深化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认识。基于对"人—地"关系研究中增速比较、协调度指数、异速生长模型等三种方法的评析,认为其研判二者协调关系所采用的"标准"在理论与实证层面存在缺陷,提出将"差异"分析置于研究的核心。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以277个建制市1999-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和人口数据为基础,发现:2006年以后城市用地的人口增长弹性减弱,即城市更加集约了;然而受政府管理行为如对用地结构的安排等各种因素影响,相似规模的城市差异也很大。为进一步量化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增长的共性需求与个性差异,引入"残差分析"的思想,测度了比较视野下城市建成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更新潜力,发现:珠三角、长三角和福建沿海城市、山东省地级城市的更新潜力较大,此外除了新增建设用地审批受限的特大城市,许多中小城市的建成区城市更新和存量规划也应当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