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自由,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重要活动场所;国内资本与国际短期资本连接更紧密。金融危机的实例表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我国加入WTO,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选择合适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会减轻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浮动汇率制,近期目标和现实选择是人民币汇率目标区。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影响外汇市场稳定吗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的关联愈发紧密。本文梳理了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机制,并构建NARDL模型刻画了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及非对称影响。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资本流入角度看,各类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而长期中各类资本流入的正向冲击带来了显著的升值压力;(2)从资本流出角度看,短期内OFDI和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冲击带来显著的贬值压力,而资本流出的长期影响不确定;(3)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的正、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非对称效应;(4)汇率市场化改革减轻了资本流入正向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     

当前是否为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最佳时期?——基于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视角

我国自1996年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成为我国外汇体质改革的终极目标。当前,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十分突出,中国能否通过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来减轻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然而,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尚未进行提升实体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来消除经济疲软。在面对政府债台高筑和国债发行困难的情况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只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稳定金融系统。伴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传统的货币政策遭遇"流动性陷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选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热钱流动的冲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把中国变成国际流动热钱的泄洪区。     

国际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系统性风险是评估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一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核心概念。本文选取53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8年的季度数据，考察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并从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金融发展程度以及资本管制、汇率制度、宏观审慎政策等如何影响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净资本流入对银行信贷和住房价格具有显著推升作用，并且因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拓展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推动作用较弱；资本管制、弹性汇率制度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可以抑制资本流动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关政策措施效果显著。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1996年2月-2020年1月35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更高、国际金融一体化风险更大、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受到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和邮政通讯、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应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资本流动剧烈波动风险,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     

当前是否为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最佳时期?———基于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视角

我国自1996年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成为我国外汇体质改革的终极目标。当前,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十分突出,中国能否通过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来减轻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然而,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尚未进行提升实体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来消除经济疲软。在面对政府债台高筑和国债发行困难的情况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只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稳定金融系统。伴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传统的货币政策遭遇“流动性陷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选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热钱流动的冲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把中国变成国际流动热钱的泄洪区。     

关于我国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的原因及合理规模的研究

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连续贬值的趋势导致金融账户出现高位逆差,是我国近两年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估算近中期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在1.4万亿至2.6万亿美元的区间内。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建议当前亟需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市场预期管理,并考虑适当放慢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审慎稳健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积极防范短期大规模资本频繁跨境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汇率和外汇储备造成较大冲击,同时坚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动态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和投资者资产偏好视角建立了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汇率的随机波动率呈周期性变化,外汇市场干预的随机波动率的时变性并不明显;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经常账户、金融账户、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动态效应并不明显;非时变冲击响应结果显示,金融账户尤其是证券投资是中短期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汇率可以对金融账户发挥调节作用,但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较差;资本流入的随机波动率不断增强,而资本流出的随机波动率近年来有所趋缓;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表现出较为相似的资产偏好,汇率对资本流入的调节效应强于对资本流出的调节效应。     

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非线性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在给新兴市场带来境外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剧了新兴市场境内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基于非线性分析框架,本文探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并结合金融发展水平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渐进演变,比较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在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有促进效应,且该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资本账户开放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转换速度更快,即受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效应更加显著。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与资产价格——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及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汇率、股价和房价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还会导致股价和房价上涨;而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以及股价上涨都会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股价上涨会导致房价上涨;房价的上涨会导致资本流出,股价下跌.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我国必须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国外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又要顾及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外溢及其应对研究——基于E11国家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率，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基准利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新兴经济体遭受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风险。本文利用1993-2021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股票交易以及汇率等变量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实体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外溢影响。在当期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向冲击，之后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基于此，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判，以便及时采取对冲性政策，缓冲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持推动金融领域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提升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与新兴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联动，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     

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基于美元因素和GMM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9个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数据分别对影响FDI和短期资本流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货币供给数量越大,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FDI和短期资本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利率越高,越能够吸引FDI和短期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货币升值幅度越大,短期资本流入数量越大,但会抑制FDI流入;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FDI流入减少;投资风险水平越高,越不利于FDI和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资本流动带来巨大影响,短期资本流入、汇率升值、通货膨胀率上升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实施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等政策时必须权衡利弊,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结构转变、套利行为与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本文通过构建MS-VAR模型划分不同区制,实证研究了各种套利因素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非线性影响,并从理论上分析了造成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原因。经过测算,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存在高波动性和低波动性两种状态,而且实证结果也表明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着明显的两区制特征。在相关变量中,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始终是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但国内外利差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则表现得不确定。本文认为,造成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原因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技术进步方式转变。     

三元悖论分析和国内经济活动引导下中国的做法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克鲁格曼借鉴了布雷顿森立体系瓦解和双挂钩机制失败的原因从而完善了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与固定汇率制度不能同时实现,它们位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最多可实现其中两个。例如：欧洲地区为了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的汇率制度而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形成了欧元区;美国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中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固定,从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三方面的融合度渐渐升高,政府会以国家利益为中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兼顾三方面的优势。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步与各国签订双边互换协议和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经济活动可知,中国正在加快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在保持货币独立的前提下使汇率制度变中求稳地发展。综合对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和对上述经济活动的分析,我国应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在此期间加强跨境资本的监管力度以避免资本外逃等情况的发生。同时需要稳步进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以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     

中国金融开放:模式、基础条件和市场效应评估

本文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和现状,总结典型大国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路径选择,并评估开放后的市场效应。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在政策设计上建议选取“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之组合,形成市场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金融机构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独特路径,但人民币自由化始终是一个不能绕开的坎;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硬实力基本具备,但软实力相对薄弱,金融基础设施亟待改进和完善;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目标有两个,即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和形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金融开放后的市场效应具有大国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双重特征,全面开放后中国金融的市场变化(主要指人民币汇率)会呈现短期波动、长期收敛的趋势。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渠道分析

2014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元加息预期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等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存在资本流出现象,市场波动较大。文章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和金融账户角度,梳理了2004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情况,着重分析了2016年资本流出的规模和主要渠道。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外债偿本付息、个人海外旅行是我国目前面临短期资本净流出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跨境资本流动将呈现有进有出,双向波动趋势。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2007年以来,中国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加,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利用全球149个经济体1992-2015年的年度数据,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进行一系列分析后发现:突然中断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但对不同汇率制度经济体的影响却不一致;在发生突然中断时,弹性较小的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汇率制度弹性较小的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通常较低,价格稳定有利于出口,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恢复.这一发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危机时重新回到盯住汇率制度的做法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也为我国在增强汇率制度弹性的改革过程中有效应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     

美国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后我国国际收支变化及调节措施

自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国际需求降低,出口减少,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的影响,外国资本的跨境流动等,针对新变化提出积极鼓励进口,改革汇率制度,调整汇率水平,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有效地管理外汇储备等调节措施。     

我国汇率市场化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近几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三大金融改革的不断加深,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在增长速度、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中,使得产能过剩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大。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各项问题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以汇率市场化为前提的改革步伐也在风险可控下稳健向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以及美联储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出现持续下跌之势,人民币快速贬值也让境内资金外流压力大增。文章将对汇率市场化改革下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动因和现状进行描述和解析,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外流风险与监管政策选择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出短期跨境资本外流现象。本文透过新增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幅、本外币存款同比增速、国际收支差额等指标走势,分析了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外流迹象,阐述了导致目前短期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