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宗族文化浓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研究宗族文化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股权激励是两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分组检验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家族企业中更明显.研究还发现,宗族文化也会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证明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发展存在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的另一面.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行业研发环境与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客户风险会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吗?——供应链传染的视角

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供应链传染效应情境下,客户风险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客户关系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客户风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风险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即客户风险越大,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并且当企业融资约束越低、客户相对议价能力越强、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企业高管具有研发背景时,以上正相关关系越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客户风险具有供应链传染效应,会导致企业业绩下滑、经营风险增加,促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增加创新产出、改善市场竞争地位、降低对大客户依赖,有效缓解客户风险带来的负面冲击。本文研究为企业决策层防范客户风险、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政府职能部门在稳定优化供应链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

在“万众创新”背景下，已有文献关注到企业创新投入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但对中观视角行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创新投入对行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以及行业研发环境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与行业成长性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技术环境和行业政策环境起正向调节效应，但企业市场势力会削弱上述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且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建议构建包含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政策支持、优势资源整合及良好环境的营造，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财政透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

财政透明是财政公平与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0年地级市层面财政透明度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企业经营数据，考察了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对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在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政策层面应该加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着力打造“阳光政府”,加强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引领作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员工持股、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创新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准自然实验

自2014年6月证监会重启员工持股计划以来,已有超过8%的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计划预案。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多时点DID研究框架,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以此揭示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ESOP）的真实效果。结果发现：实施ESOP的企业相较于未实施ESOP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并且在信息透明度更高的企业中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实施ESOP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对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实施ESOP后可以提高管理层创新意愿进而促进创新投入。研究揭示了ESOP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对广大投资者理解ESOP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好

高管职业路径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手工整理的CEO职业背景数据，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动态DID分析以及工具变量2SLS分析得出，CEO的多元化职业路径更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投资；从劳动力市场层面的CEO外部选择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失败容忍机制是二者关系的影响渠道；根据企业特征，将其划分为行业主导者和跟随者后发现，信息学习机制是二者之间的影响渠道。最后，通过从创新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检验发现，CEO多元化职业路径通过影响创新投入，有助于提升滞后两年的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外来的和尚念新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需要企业领导者发起和支持，当受到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阻碍而难以创新时，企业可能依赖CEO继任以激发创新。作为CEO继任的核心问题，CEO继任来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前期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分析CEO遴选过程，通过分析不同来源CEO继任者在继任情境下的企业创新决策机制，探索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前任CEO作为重要情境要素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PSM模型和Heckman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前任CEO的任期会减弱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上述负效应。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独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互联网公司双层股权制的全球证据

双层股权制度在现代新兴高科技企业中的使用率持续上升。对这种新兴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它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上,而关于它对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尚是一个缺口。本文通过引入短期业绩敏感性拓展了Chemmanur-Jiao模型,对此问题做出了理论分析,并以Bv 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中2004—2013全球互联网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模型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全球意义上,双股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问题进行处理后更为显著且影响更大。同时,双股制的创新促进作用还取决于外部投资者的短期业绩敏感性,这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在外部制衡机制不完善的新兴国家中,采用双股制而且创始人任CEO或董事长反而会减少创新投入。进一步的实验设计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采用双层股权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探讨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从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控制权角度而言，政府参股的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被投企业创新投入，而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却呈现出显著的逆向选择现象；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参与度而言，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不会显著影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