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央企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

以央企集团建立规范董事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了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降低控股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现金股利和R&D投资的增加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央企集团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特征、董事个体异质性、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上市公司功能分类与金字塔层级,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央企董事会改革能够改善国有企业财务结构,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连锁股东、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检验证实,连锁股东通过促进双元创新这一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企业、盈利企业、薪酬激励较高企业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银行业竞争、资本配置与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融资依赖视角

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异质性融资依赖视角,深入分析银行业竞争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高融资依赖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效应在民营高融资依赖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融资依赖企业、小规模高融资依赖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银行业竞争缓解了信贷资源在所有制、行业及规模之间的错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业竞争通过促进信贷发挥的债权治理效应提高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支持了以中间投入品为主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是高融资依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为我国坚持打破垄断、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促进竞争的银行业改革思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对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公司治理、全要素生产率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深交所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现代公司治理、全要素生产率、信息披露评价＂三位一体＂关系理论猜想的基础上,以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86家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索了国内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是公司治理内生变量、公司治理是否有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信息披露评价是否反映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三个问题。公司治理、全要素生产率、信息披露评价＂三位一体＂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人工智能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新引擎。在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异质性,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中介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资产总额、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员工数量等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子公司治理探讨

子公司治理是企业集团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控制通过子公司的治理来实现。我国母子公司管理控制实践中,子公司治理存在许多问题,如子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自母公司比例过大等。导致子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集团公司层面的因素导致。通过母公司股权多元化、完善母公司法人治理、优化子公司股权结构等措施实现子公司法人治理的完善。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业绩考核制度与中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央企如何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是政府部门及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业绩考核制度对于央企高管决策具有导向性影响,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检验了业绩考核制度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发现业绩考核制度有利于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其中潜在的作用路径为提高央企信息透明度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作用环境中,业绩考核制度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差异,即这一促进作用更多地反映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竞争更充分的环境中.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为国资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技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作用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正>文章选用2007-2019年珠三角城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和珠三角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技术对珠三角地区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对珠三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每提高1%,珠三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近0.10%;在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的情况下,     

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政府参与型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在理论分析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结合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实践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DID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在安慰剂检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与生产效率等机制实现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应用场景等数据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而且数据法治建设、数据安全保障等数据治理水平提高,增强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影响。此外,对于规模较大、智能化水平较高、技术密集度较高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来说,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验证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工资总额管制提升了中央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工资总额管制是缩小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那么工资总额管制能否在促进公平的基础上，推动中央企业效率变革？以2015—2021年A股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工资总额管制相关信息，考察工资总额管制对中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发现，工资总额管制提升了中央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职工薪酬外部公平性、增强职工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促使企业削减冗余雇员是工资总额管制提升中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前述影响在垄断行业与成熟期中央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工资总额管制可以统筹兼顾促进社会公平与提升企业效率，在缩小职工工资所有制差距的同时，提升了中央企业职工激励的效果。因此，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行工资总额管制政策，细化职工人员调整、资产重组等特殊事项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对出资企业实行差异化的工资总额管理，发挥工资总额管制对中央企业提质增效的作用。     

政府治理效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15年中国实施的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06-2017年285个城市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治理效率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反腐力度而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审计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非省会城市更显著.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党组织参与治理这一我国独有的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强。此外,在融资约束较高、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更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范围,提升了治理成效,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流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运用DEA方法计算制造业和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使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绩效。结果表明,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运用D-M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效率提升对流通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存在内生性影响,而对流通业技术推广没有影响。运用2SLS处理模型的内生性,进一步支持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进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后,其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上升,表明融资融券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融券机制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资金约束较小的企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并通过对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的区分研究,显示两种机制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研究结果说明了融资融券机制会改善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加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     

无形资本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009-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文章整合声誉效应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无形资本的四个维度,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009—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12108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无形资本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无形资本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激励效应,相比创新资产与组织资产,人力资产与声誉资产更具提升效应;制造业的不同类别、企业产权性质均对无形资本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明显的异质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声誉效应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组态视角下CVC介入与创业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

以2015—2019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65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组态分析方法,从公司风险投资（CVC）介入的角度探讨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持股比例、CVC双方行业相关性、母公司的管理参与、母公司知识储备以及母公司行业特征5个因素均不是制造业企业产生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对样本数据的充分性分析后发现,存在母公司管理参与型、母公司驱动型、母公司技术传递型、母公司知识共享型4条制造业企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组态。     

金融科技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本文运用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及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三阶段对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依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促进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2)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表现更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3)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技术进步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