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析

深证A股发生多起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事件,约八成以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业绩承诺协议,业绩承诺已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作者基于2013年至2017年深证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料,分析并购行业、业绩承诺签订、业绩承诺完成、业绩补偿方式等情况,探讨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并提出增强对并购标的的识别能力,加快并购双方的融合进程等建议。     

A公司商誉减值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商誉“暴雷”现象的发生,商誉减值成为会计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企业并购会产生高溢价的商誉,会计核算中计提大额的商誉减值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基于A公司收购多家公司并进行业绩承诺导致高额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了商誉减值的成因、影响,以及减值法与摊销法下各自的经济后果,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     

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类型界分、原因剖析与规制策略北大核心

近年来,随着国内并购市场趋于活跃,不合理的高商誉和不规范的商誉减值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构建合理、有效的商誉不当减值行为规制体系,以优化全链条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实践中,商誉不当减值行为呈现为确认阶段的不合理高估、计提阶段的规避行为和激进行为、披露阶段的欺诈等样态。商誉不当减值行为易发、频发,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并购决策失当、业绩承诺机制异化、商誉会计处理规则过于原则化以及商誉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孱弱。针对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诱因的多重性,要采取统合规制的策略,整合公司法、会计法和证券法等多部门法在规制公司并购决策、商誉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欺诈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制体系。     

对赌协议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

我国并购市场存在“高承诺、高估值、高商誉”的问题。“三高”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赌协议设计。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对赌协议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机制。研究发现：对赌协议设计的合理性表现为精准的估值、稳健的业绩承诺和明确的补偿方案;稳健的业绩承诺缓解高估值诱发的高商誉,明确的补偿方案降低对赌期后的商誉减值风险,进而保障对赌协议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有效性;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制定合理业绩承诺标准、加强内部人员管理等策略能提升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有效性。合理的对赌协议不仅能减低对赌期内的商誉减值,也能有效抑制对赌期结束后的商誉减值。因此,并购主体应当充分认识对赌协议特点,优化对赌协议设计,有效缓解“三高”问题,助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资产评估视角下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分析——基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的研究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业绩承诺理论研究领域在研究学者、研究机构以及研究热点等方面的分布状况,以此揭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创新性地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并购重组案例反映的业绩承诺基本特征,进一步以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案例的行业特征、定价方法选择以及业绩未实现原因,从资产评估视角详细剖析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案例的主要特征。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了解业绩承诺理论研究的现状,而且通过对案例的研究解读也能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承做并购重组项目,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提出合理化建议。     

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原因及风险防范——基于浔兴股份并购价之链的案例分析

资本市场是我国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购重组成为诸多优良企业资源整合、优化行业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自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期望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高估值、高溢价、高商誉并购成为普遍现象,而并购标的经营绩效未达预期导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给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试通过浔兴股份并购价之链的案例分析,聚焦商誉减值的前因后果,为上市公司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提供参考。     

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业绩补偿承诺协议是并购交易定价事后调整的一种契约安排。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业绩补偿承诺对并购后标的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激励效应,但相比于单向业绩承诺,双向业绩承诺并没有发挥更显著的激励作用。激励效应与承诺的业绩增长率呈倒U型的相关关系,随着承诺业绩增长率的提高,激励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研究还发现,当实际业绩无法达到承诺值时,约定的惩罚方式会影响标的企业的业绩,且相对于现金赔偿方式,股权赔偿方式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对于提升标的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激励作用,本文的研究指出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于优化并购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业绩补偿承诺影响标的企业价值的机理分析

本文以标的企业价值影响因素为研究视角,以业绩补偿承诺为切入点,从一个整体框架研究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资产价值的应用动因和经济后果,我们发现：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的标的企业并购溢价率显著高于未签订业绩补偿协议标的企业溢价率;相比未签订协议的企业,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的企业在并购完成后的经营业绩更好;业绩承诺协议中的具体要素会对承诺完成情况产生影响。本文结论为研究企业价值评估提供了新的经验数据,拓展和丰富了业绩承诺条款设置的相关研究,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未来参与并购重组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并购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商誉泡沫是国有企业监管和审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商誉的基本情况，并从商誉存量规模的潜在风险、商誉金额虚高、商誉减值准备延迟计提，以及商誉减值“财务洗澡”调节利润等方面剖析了商誉泡沫问题存在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从并购标的资产评估、商誉会计处理方式、商誉会计政策稳定性、外部监督不到位等方面分析了原因，并从审计角度提出了防范化解商誉泡沫问题风险的对策建议：推动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商誉会计政策；推动加强对国有企业高溢价并购行为的监管；推动商誉管理过程中企业、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在国有企业审计中高度关注虚高商誉和商誉大幅减值等问题。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     

上市公司并购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活跃,同时,伴随政府出台的有利政策,我国企业间的并购活动数量大幅度上升。由于二级市场估值的提升,企业的并购价格逐渐升高,并购估值远高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况时有发生,商誉由此产生。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业绩承诺不达标等情况的出现,导致企业对商誉计提大额的减值准备,这对企业的经营利润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以蓝色光标企业为例,对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后商誉减值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对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探析——以信息软件行业为例

企业为了发展壮大纷纷选择并购的方式,由企业并购导致的商誉也随之大幅增加,近几年,企业因商誉减值引起净利润大幅减少的事件频繁被曝出,引发资本市场参与者对商誉减值问题的关注。本文主要基于信息软件行业分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首先通过数据展现近几年热门行业的商誉状况和商誉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再具体分析信息软件行业商誉减值剧增的原因,最后提出防范减值风险的措施。     

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业绩承诺是企业并购重组中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风险和提高并购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首次公告日在2015—2021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业绩承诺与其具体条款以及多条款共存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重组交易中包含业绩承诺时,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企业的评估增值率会更高;承诺业绩额越高,评估增值率越高;双向业绩承诺比单向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现金补偿,股份补偿支付方式提高了标的企业的评估价值和评估增值率。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下,双向业绩承诺与股份补偿支付方式同时存在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小于二者单独存在时的影响之和。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推高资产估值了吗

随着并购重组的井喷,业绩补偿承诺作为并购交易定价调整机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那业绩承诺是降低还是加剧了并购交易中的投资风险?基于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业绩承诺对标的资产估值及并购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业绩承诺能够减缓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较强的信号作用,推高了并购重组时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同时造成上市公司股价的攀升,该相关度在双向业绩承诺重组交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进一步对业绩承诺进行了事后研究,结果发现,业绩承诺的实现程度与之前的资产高估值并不形成一致关系,预示着高估值资产所蕴涵的预期业绩并未实现,深入分析发现,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好(外部环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较低(内部环境)是其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市场投资者应慎重看待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防范业绩承诺成为空谈的风险;同时,监管层应强化对业绩承诺的事前和事后管理,而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强化对业绩承诺违约的处罚力度是其重要思路。     

融资融券与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基于双向交易机制视角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2010年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具有促进作用,但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则具有抑制作用;(2)进一步发现,商誉泡沫形成是融资与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作用渠道,即融资交易会加剧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增加,但融券交易能够抑制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减少;(3)国有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减弱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增强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融资融券制度的政策效果与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推动我国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这对于如何有效控制并化解并购商誉泡沫及其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分类来看,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及QFII为代表的独立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提供并购前咨询服务和改善公司并购后绩效来抑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有效的监督治理功能,对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商誉减值准备测试与计提问题初探

并购重组是国际通行的公司扩张方式之一,作为世界新兴的经济体,并购重组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旋律。并购过程中确认商誉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应的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与会计处理成为会计实务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业务。如何提高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实用性也成为我们面对的财务课题之一。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企业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影响,对商誉减值准备确认方法的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及减值风险了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路径抑制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并购溢价率高、商誉减值风险高、绿色并购、相关行业并购时,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外部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了ESG表现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