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实体经济开始大量涉足金融领域,已经开始表现出偏离主营业务、片面追求金融利润等明显的过度金融化倾向。为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提出了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加大对企业研发及生产投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企业等防范过度金融化风险的策略。     

银行监管、过度金融化与美国银行业震荡

过度金融化是目前美国银行业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20世纪储蓄信贷社危机和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自1994年以来,美国银行业呈现脱媒现象持续、行业垄断加剧和净利差收窄三大趋势,迫使商业银行偏离传统信贷业务而更多地转向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业务,即金融化趋势加深。本文首先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监管理念与实践,然后利用1994—2022年行业经营数据探讨了美联储政策调整、过度金融化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最后基于2008—2022年美国四大行和十余家地区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分析证券投资浮亏对银行业稳定性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监管机构加强了银行资本金管理,降低了银行杠杆率,但过度金融化趋势导致行业风险来源复杂化,使得银行体系更加脆弱。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货币政策与经营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化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金融化程度提升使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且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这一作用逐渐增强。对样本时期进行划分,采用金融收益作为金融化指标,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者受监督程度较低、财务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阻碍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使用动态指标衡量金融化,并结合货币政策视角,为避免“脱实向虚”引起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金融经历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Baker等人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依据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以及CEO金融经历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显著,具有金融经历的CEO可以缓解该抑制效应,且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在CEO金融经历的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此,政府应优化实施经济政策的方式,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以发挥烙印机制的最优效应,完善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者需正确认识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自信导致过度投资.     

企业金融化、媒体监督与财务风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企业金融化趋势的背景,本文选择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索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面临的财务风险越高;(2)媒体监督能缓解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放大效应;(3)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放大效应在行业集中度高的情况下更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成本加成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微观表现形式,其经济效应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本文采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从成本加成分布的视角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成本加成水平及其分布状态,金融资产投资份额的上升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而且扩大了成本加成分布离散度,进而加剧行业资源错配。从机制看,金融化主要通过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和延缓低成本加成企业退出市场两种渠道降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评估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成本压力可能导致实体企业为逃离竞争而“脱实向虚”。本文基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在2014与2015年公布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名单,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重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其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以及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政府部门应尽快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优惠以及激励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投保环责险,与各部门及企业协同进行环境治理;重污染企业应将环责险作为自身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在保险公司等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加大环保投资,进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创造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局面。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异质性研究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和成因愈发受到关注,而从企业互动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本文以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利用2012-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了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地区同群效应,该效应会随着企业所处信息环境、关系网络及产权性质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解释我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以便政府和企业相关部门制定有效对策防范过度金融化的出现。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过度自信、金融环境与家庭创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过度自信、金融环境与家庭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显著提升了家庭创业概率,但与创业项目盈亏以及绩效并无显著关系;过度自信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存在城乡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金融环境在过度自信影响创业选择的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个体心理认知能力与创业选择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创业政策、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微观视角的科学依据。     

企业金融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作用下实业发展相对萎靡,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企业作为经济的基础部门,将大量的资金用于配置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增加了短期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流动性,另一方面导致实业发展的空心化和虚拟化。在此背景下,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围绕企业金融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五个方面对企业金融化进行归纳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和治理"脱实向虚"问题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