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情境复杂性与企业战略逻辑形成机制 ——基于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战略逻辑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行为范式,制度情境已然成为战略逻辑形成的重要依据.在复杂的制度情境下,企业如何平衡这些多元化的、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的制度并建立起不同的战略逻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亦是制度与组织研究领域新兴的热点.本文以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制度情境复杂性对企业战略逻辑形成的影响过程和机制.基于探索性纵向案例分析发现,制度复杂性是时间维度与内容维度的融合,企业战略逻辑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且企业响应在制度情境与战略逻辑关系中起传导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在制度情境下战略逻辑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为我国企业响应制度情境并形成战略逻辑提供了参考依据.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多重制度逻辑交互关系如何影响持续性变革过程？—基于云南农垦集团20年政企分离转型纵向案例分析

在更加动态和复杂的背景下,持续性变革取向的价值更加凸显.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一家国有组织20年政企分离转型的过程为分析对象,尝试探究持续性变革的动力来源及过程机制.结合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研究发现小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组织政企分离过程中最突出的两种制度逻辑.多重制度逻辑交互关系与持续性变革状态转换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下:①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市场逻辑迅速提升对内部小社会逻辑产生挤压,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显性化促使组织从"解冻"状态进入"冻结"状态,随后转向"再平衡"的变革状态;②组织内部小社会逻辑的回顾使得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性逐渐减弱,兼容性逐渐凸显,推动组织由"再平衡"状态转向"解冻"状态;③多重制度逻辑交互关系的不断转换为组织持续性变革提供情景动力.研究结合组织内外部因素对持续性变革的驱动情景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组织变革理论研究,同时为当前背景下企业变革和创新实践提供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ODI)输出国。东道国(或地区)的不同制度维度是如何影响中国ODI的区位选择的?本文以中国2002-2011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税收(避税)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的ODI不太关心对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话语权与问责制)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同时,中国的ODI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ODI的决定因素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规律。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互联网+”商业模式专利保护的制度设计

“互联网+”商业模式日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劲发动机，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而专利保护应作为主要方式。目前相关法律保护制度无法充分覆盖商业模式保护，需要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专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总体观察视角，以利益的冲突、衡量与选择作为核心设计理念。具体而言，应以专利法律为主，配套政策文件为辅，构建商业模式知识创新与利用的整体政策体系；在商业模式专利审查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应当严格专利审查标准，尤其是严格创造性标准的审查；采用特别保护制度进行辅助，比如短期专利制度等特别措施；建立商业模式专利人才体系培养机制，探寻商业模式专利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坚定维护我国国家社会利益，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与繁荣。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     

制度变迁与国家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

本文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绩效的保证,又往往是制度低效的根源。在这一逻辑下,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以及国家在这两种形式中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辽宁经济持续下滑,而辽宁作为新设立的七个自贸区之一,其制度创新必将为辽宁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具体来说,就是在分析辽宁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借鉴世界及国内先进自贸区的发展经验,指出以自贸区建设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是:首先,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能化装备制造业,创造装备制造业新供给;其次,建立对内对外双向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创造投资管理模式新供给;最后,简政放权,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协调功能,创造政府管理模式新供给。     

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被认为是由企业管理者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变革,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长期导向战略决策的缺乏、传统业务与转型模式间的冲突,企业高管团队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制度自主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共享经验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在制度自主权的调节机制方面,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负向影响了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地区制度水平则促进了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共享经验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与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行为来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     

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我们却一直对中国企业的起源没有很好的解释。而现有理论没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中国企业的形成分析中。基于此,本文阐释了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提出了该问题可能的研究思路,并提出了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即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把制度看作博弈均衡,利用博弈论制度分析研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企业化问题探讨

推行农业企业化有利于合理组织农业生产力，有利于把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体系，是我国农村继生产关系改革之后，对生产力进行改革的逻辑必然，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内在要求及“入世”和农业国际化外在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推行农业企业化必须按照两条线索，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构建三元结构发展模式，并进行相应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市场一体化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区域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 ,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为加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纵观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知 :经济一体化是在制度创新的条件下逐渐发展的。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的借鉴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论述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必须的制度安排 ,即从宏观 (国家 )层面要建立有权威的组织保障体系 ;中观 (行业 )层面要建立跨行政区的行业协会 ;微观 (企业 )层面要加快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制度整合     

累积创新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累积创新框架下的拍卖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各种具体制度的效率及在各种特殊的产业中的应用保护。基于存在领先厂商情况下累积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竞赛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的应用扩展表明:以生物技术、电子和医药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专利制度;以计算机软件、音乐、书籍和期刊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宽松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版权制度。     

储备型汇率制度: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选择

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之区分构成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典型的非对称特征。该种区分必将影响不同国家间汇率及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提出一种观点: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可以形容为"储备型汇率制度"。在该种制度下,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不断进行干预以实现其国际货币储备的不断积累,由此而造成本币长期贬值(或低估)和贸易的持续顺差。该种观点不仅与当今世界汇率与汇率制度分布之事实相一致,而且还可通过一个反映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行为的动态优化模型进行严格的理论证明。尽管"储备型汇率制度"可能与当前IMF所规定的反"货币操纵"条款相冲突,但是在当前这种不公正和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该制度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选择。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本文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 ,然后证明 ,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 ,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 ,实际的主线则是后者 ;并且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政府更多地起法官裁决作用 ,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总的来看 ,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 ,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 ,这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及渊源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决定着中国农业制度的形成及其变迁。本文系统分析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形成及渊源 ,指出 :(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国农业制度选择和农业制度安排 ,绝不能再走回头路 ;( 2 )农业家庭经营 ,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农业制度安排     

基于公平的两税合并问题研究(两税合并的经济学分析:利弊及相关制度安排)

内外资税收差异较大,既不公允,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惯例.两税合并是大势所趋,合并内容主要包括: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两税合并后的过渡期最长不宜超过5年;对内资企业工资实行据实全额扣除;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对公益性捐赠的比例限制.在过渡期制度安排下,并税对外企影响甚微,两税并轨已是箭在弦上.本文基于公平视角对两税合并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