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掏空"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本文从股权质押的视角切入,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先增后减.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识别了在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与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动机.在金融化偏好检验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促使企业配置具有投机性的、容易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规避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现金以预防不利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控股股东专注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备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等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或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供应链金融对其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并且供应链金融引起的企业投资效率变化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建议政府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银行业竞争是否助推企业金融化?

本文利用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考察银行业竞争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投资效率和未来主营业绩等方面验证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持有金融资产;在作用机制上,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地方银行多样性和股权融资均会有效缓解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作用;银行业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助推企业的逐利性金融化行为;外来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会显著提高本地企业金融化程度。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经济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以2001-2014年我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其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增强而加深,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其主营业务利润率呈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弱化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CEO金融背景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其特征必然会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这为研究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此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本文考察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金融背景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银行背景CEO产生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渠道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丰富高管金融背景与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入金融业,使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广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探讨融资约束、税收征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提高、税收征管力度的降低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依据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锁定税收激进企业,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管控,制定提高企业流动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延期缴税制度。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实体企业金融化、成本加成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微观表现形式,其经济效应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本文采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从成本加成分布的视角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成本加成水平及其分布状态,金融资产投资份额的上升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而且扩大了成本加成分布离散度,进而加剧行业资源错配。从机制看,金融化主要通过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和延缓低成本加成企业退出市场两种渠道降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评估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化、内部控制与企业主业效率

企业金融化既阻碍了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劳动力结构在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研发投入和打破劳动力结构平衡来降低其主业效率；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因金融资产类别、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两个内部控制要素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主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科学决策、健全内控制度提供了借鉴。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2462家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金融渠道获利双重视角出发，实证检验我国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无论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角度还是从企业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衡量企业金融化，均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融资约束、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在创新技术依赖程度、企业成长性、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资本结构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