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上海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实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上海装备制造业遭受重创,探寻上海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策已成当务之急。该丈首先分析了上海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制约上海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瓶颈与障碍,最后提出了加快上海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若干对策。     

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总量迅速扩张,出口结构和竞争力不断优化和提高,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一方面,工业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和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工业制成品出口也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和竞争力的提高,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为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制成品出口带来了新的契机。     

中间品替代弹性、生产国内循环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本文基于中国国产中间品使用比率逐渐提高的背景,放弃不同国家中间品之间存在固定或者单一替代弹性这一传统假定,基于WIOD数据库计算2001～2014年间中国各部门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弹性及其变化,并就中间品进口替代弹性和生产国内循环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中国主要进出口行业国产中间品进口替代弹性趋于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国内循环。各部门中间品进口替代弹性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在2001～2014年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而作为间接作用渠道,中间品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分别促进和抑制了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含量的提升,但中间品进口替代弹性通过与国内生产网络关联效应交互作用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证据仅在部分结果中得到体现。本文对于客观认识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体现了通过加强研发创新提升国产中间品的进口替代能力和整合国内价值链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政策含义。     

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业的基本战略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基础和创新的源泉,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全球各大国都把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装备制造业也快速崛起,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寻找恰当的策略,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论国际分工新格局中后发优势的发挥

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很难改变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在目前的分工体系中虽然被称为“世界制造基地”,但立足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制造业很难提升产业水平,因而,我国应适时把握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条件发掘潜在优势,立足于自身在新的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在技术和制度上不断模仿,继而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进而处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地位。     

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程中,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文章依据2011—2016 年国际及国内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现状分析与测度,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对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及其国际分工地位水平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创新能力对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作用显著。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进程中的地位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国际分工研究

2007年,国内制造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国外贸易壁垒日渐增多,很多制造型企业已面临生死抉择,而国际化和国际产业的转移更是令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可以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江苏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困局与出路

目前，江苏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困局，表现为：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在逐步消失，在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靠产业内的垂直分工体系来维持，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底端。区域内制造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偏低，产业升级主要依靠外资来启动。价格成为主要竞争手段，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但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江苏工业陷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困局。     

提高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装备制造业是我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关系到我国的整体制造水平。沈阳是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装备基地,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但由于是老工业基地,所以多年来在技术上相对国外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有很大的差距。提高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旨在研究探讨如何在装备制造产业技术上提高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已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母国出口

与制造业外流FDI不同,服务业FDI不会刺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原材料等的出口,但会从总体上提高母公司的出口竞争力。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日渐提高,服务业跨国公司重构服务业国际生产,有时能利用国际企业内分工提高整体竞争力。     

提高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装备制造业是我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关系到我国的整体制造水平.沈阳是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装备基地,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但由于是老工业基地,所以多年来在技术上相对国外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有很大的差距.提高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旨在研究探讨如何在装备制造产业技术上提高的路径和方式方法,已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双循环格局研究——基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演变态势与增长来源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研究

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技术含量指数,测算了中国、德国、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技术含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1995—2003年的平稳上升阶段和2003—2011年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递减阶段。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比较发现,无论装备制造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与主要发达国家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政策建议。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RCEP关税削减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影响研究——基于承诺表的GTAP模拟预测

RCEP的生效实施将重塑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将深受影响。在分析中国制造业贸易发展现状基础上构建GTAP模型,并将RCEP关税承诺表进行量化,从而模拟预测出RCEP关税削减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影响。研究发现,RCEP关税削减将促进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规模扩大,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比重将显著提升;中国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对进口贸易依赖性会有所下降,但出口优势也将受到削弱;中国制造业贸易增长比率与RCEP税收力度削减比率成正比关联,最终进口关税大小、贸易双方的竞争互补关系会进一步影响关税削减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虽然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但国内销量的下降也会导致产出削减。中国应通过攻克产业发展短板以持续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规划制造业合作重点强化与其他RCEP国家的贸易互补性。     

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TiVA数据库，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及全球价值链分解法，测算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输入和输出均与制造业GVC地位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弱化了国际产业输入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关系，后向参与度强化了国际产业输入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前向、后向参与度对国际产业输出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曲线更平缓；国际产业输入和输出协同会促使其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曲线较基准回归结果更陡峭。     

中美贸易差额的利益格局——基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的考察

中美两国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表面看,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中国出口的主导者。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多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或重要零部件的供应来源,中国成为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这种分工格局极大地推高了中国的出口规模,也推高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而巨额顺差下中国实际的贸易利益远远没有数字显示的那样多。     

中国“入世”加快垂直专业化进程吗？

借助《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基本流量表和中国报告给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三位数数据,考察15个代表性制造业部门加入WTO前后垂直专业化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加入WTO前后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加入WTO之后,尽管在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下,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借助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初步的发展,但主要局限在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     

国内价值链、产品间关联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要素禀赋视角的探析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工业企业数据,从地区、制造业行业视角分析了国内价值链、产品间关联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分工地位不利于升级能力的提升;产品间关联度可以强化嵌入水平的正向效应,弱化并弥补分工地位的消极影响.将产品间关联、嵌入水平和分工地位分别作为门限变量,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