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的内部控制改善功能能够增强制度反腐效果吗——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推进制度反腐,需要深入探索政府审计理论上的制度改善功能能否在实践中转化成制度反腐的治理效果.本文利用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政府审计的内部控制改善功能对国有企业高管显性腐败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与未经政府审计的企业相比,政府审计后的央企高管显性腐败发生的概率明显较低;进一步区分政府审计的内部控制改善程度后发现,政府审计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改善效果越好,高管显性腐败发生概率越低,这表明政府审计的制度改善功能提高了反腐的效果,有助于我国现阶段制度反腐实践的落实和进一步发展.     

政府公共治理、财政透明与企业投资效率

近期的研究支持了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却少有研究关注政府公共治理效力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为对象,将政府公共治理因素纳入到企业行为的分析中,观察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与央企和民企相比,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更有助于提高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政府公共治理影响企业价值的经验证据,丰富了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的行为分析框架。并且本文对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责任型政府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价值。     

国家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吗?

基于审计署2010-2014年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和专项调查审计公告,我们以被审计中央企业的控股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通过倾向值得分配对(PSM)方法确定其配对样本,考察被审样本公司在国家审计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国家能够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但与一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区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后,我们发现,在一次审计中,国家审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十大"的小所审计的公司中,而对大所审计的公司无显著影响。在二次审计中,国家审计能够进一步抑制小所审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国家审计之于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与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是在地方财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背景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承担了更多政府功能,使其投资效率低下。金融生态环境决定了平台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势必影响其投资效率,然而鲜有文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11-2015年省级城投债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金融生态环境所具有的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政府干预两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及其维度对平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该地区实体经济基础越发达、金融发展与政府治理水平越高、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平台企业融资成本越低,这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不足现象;政府治理能够抑制平台企业过度投资;法律制度环境能够抑制平台企业过度投资,法律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对提高平台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替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平台企业经营市场化改革,防范与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高其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7²01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者权力寻租是否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是否有助于制约管理者权力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投资与管理者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者通过扩张投资进行寻租的能力更强。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较有效,其管理者权力影响投资的力度明显小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权力产生了治理作用,但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市场竞争对国企管理者权力的治理作用弱于民营企业。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研究宏观层面的治理因子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调节作用,进而研究价格崩盘的成因。发现：较高的市场化进程、较低的政府干预程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都有助于抑制由非效率投资行为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非效率投资主要由代理成本而非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进而影响价格崩盘;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大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制度环境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样本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从宏观层面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维护我国股市稳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

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能否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是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利用2010—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并且政府审计的这种外部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审计署的监督力度较强时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机构投资者参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了吗?

通过分析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现象,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机构投资者参与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水平不足;(2)相对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更显著,即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3)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影响更显著,即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通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带来企业内部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企业投资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

以"十五"到"十二五"期间的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总体研究样本,从环境规制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对于受环境规制越严格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则越有助于抑制其投资过度和减少投资不足,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但政治关联的这种作用机理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十五"期间没能发挥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受环境规制越严格的国有企业,在投资过度方面有抑制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均有助于减少其投资不足程度,表明政治关联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投资影响作用机理有所不同。     

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积极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选取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积极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积极性与投资效率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越高,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更为显著.第二,非控股股东通过高...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薪酬-职务倒挂是否具有“黑色嫉妒”效应?——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薪酬契约是管理层激励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以2007-2016年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薪酬激励中薪酬-职务倒挂安排对企业投资行为和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我国A股国有企业的隐性激励机制的存在,薪酬-职务倒挂并未导致"黑色嫉妒"效应,虽然薪酬-职务倒挂短期内抑制了企业投资水平,但降低的部分主要来自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时,薪酬-职务倒挂企业会通过提供就业岗位的形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表明:(1)薪酬-职务倒挂对投资水平的抑制主要存在于地方国企;(2)当CEO任期较短时,薪酬-职务倒挂的企业增加投资的意愿较弱。本文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合理的薪酬契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了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表现特征,本文选取后危机时期2009～2013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企业新增投资与内部现金流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总体上面临着融资约束,并且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加剧其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进一步考虑政府控制的影响后发现,地方国有企业也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不确定性的上升同样会加剧其融资约束,但是中央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不显著,不确定性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约束假说,同时也证实了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CEO任期与企业资本投资

本文基于管理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思路,分析管理者任期与企业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检验我国上市公司CEO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管理者任期与投资水平的关系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表现一致:CEO的既有任期越长,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CEO的预期任期越短,企业的投资水平越低。在管理者任期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表现不同: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CEO的既有任期及预期任期无关,而国有企业CEO的既有任期越长,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CEO的预期任期越短,过度投资问题越能得到缓解。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对冲”工具抑或“壕沟”工具——中国上市企业现金持有动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检验现金持有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来考察中国上市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结果显示,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为了抵御外部融资约束、持有现金充当对冲工具,而大型地方国有企业所持有的现金充当扩大过度投资的壕沟工具。结果还表明,民营企业中存在过度投资问题,所持有的现金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进一步助长过度投资行为。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内部审计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商业投资的效率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几年来,在我国投资效率低下现象非常普遍.作为公司治理四大基石之一的内部审计是否会影响公司投资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可以实证研究企业内部审计能否抑制企业低效投资,增加企业效益投资.这一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投资效率,严重影响企业的增值.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多元化的内部审计与投资效率为依据,为企业有效缓解投资治理机制的失衡,为企业拓展新的思路,成为未来企业发展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