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2003年间的撤县设区改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撤县设区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大部分城市的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并且东部城市撤并次数超过一次的城市的政策效果要分别优于中西部城市和只发生了一次撤并的城市,而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撤并效果相当.此外,本文改进了“排列检验”的方法,构造出新的统计量以检验所有撤并城市教育支出提高的联合显著性.本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和结果检验上的稳健性,为当前充满争议的撤县设区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迈向“无县时代”？——当代中国撤县设区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发展竞争中的利益协同：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及市区关系研究

撤县(市)设区是我国市辖区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市区关系发展变迁的核心因素。通过梳理我国撤县(市)设区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质是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区竞争与利益协同的动态调适。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资源、财税权限和发展结构方面竞争与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此发生逻辑的作用下,撤县(市)设区后市区关系呈现为完全协同、有限协同、利益间隔、利益相斥四种形态,构成我国市区关系的现实图景。基于此,我国撤县(市)设区及市区关系发展还需合理的反思与展望,要平衡“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制定多维度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规避“工具化”导向,保障撤县(市)设区基础功能的充分发挥。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与合作--香港的经验与上海的挑战

香港从1980年代初人均GDP5000多美元开始经济转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运输和航运枢纽，目前又开始推动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文章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分析了上海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指出上海应借鉴香港的经验，抓住世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和本地服务业发展实现区域分工合作的机遇，加速建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大都市。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     

垂直非一体化过程研究--外包的企业演进理论分析

外包是一个企业将其常规业务转移到企业之外的服务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再将相应的服务提供给企业,它是企业垂直非一体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企业演进理论的角度对外包进行了治理结构变化的成本分析,并就外包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进行了阐释。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打破市场分割、有效深化分工协作,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文章以国家级城市群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微观企业入手,利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及其所在地市级层面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扩大企业可及的市场范围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而实现,这种促进效应受到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共同影响,且会随企业所在城市与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之间距离的逐渐增大而呈现“U形”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多核心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群内的企业专业化分工受到城市群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分工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微观视角补充了城市群政策效果评估的相关文献,为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群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化能促进农户的市场参与吗?--来自中国苹果主产区的微观证据

在转型时期,信息化工具的引入对农户打破低水平均衡、改善信息困境、提高市场进入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比较静态分析和专业化苹果主产区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手机和电脑这两种信息化工具的应用能够改善信息的流动性和共享程度,会对农户的销售市场选择和垂直协作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电脑和互联网的引入也有助于提高农户的信息可得性以及与收购商的博弈能力,进而对农产品销售价格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进一步克服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提高信息化工具普及率,注重农产品生产、销售相关信息的搜集和发布等信息源建设仍是农村信息化工作的题中之意。     

欧盟区域一体化经验对我国区域政策的启示

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东扩后欧盟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同时伴随的内部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近年来,欧盟制定了一系列的区域政策来解决区域发展中涌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我国统筹区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促进广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税政策研究

正2012年广西全区年中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广西全区划为四个经济一体化区域,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快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区域发展,对广西加快实现"两个建成"将具有重要意义。一、广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涵(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     

企业的外包和垂直一体化决策

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很多最有价值的品牌，其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都通过外包解决。耐克、苹果、丰田等这些商业上成功的品牌都是将大多数生产经营环节外包。其中涉及零部件制造、整机组装、物流、呼叫中心、售后维修等环节。新经济下新兴的企业模式——轻资产公司，例如我国的凡客诚品等更是外包的天生践行者。他们抛弃了厂房、设备、原材料等需要占用大量资金重资产，因为重资产往往使得企业尾大难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获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