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优秀的ESG表现是企业的一笔隐形财富。基于ESG表现评级,本文分析并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情况。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越好,其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跟踪抑制了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和盈利企业中更加明显。这对于透彻厘清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企业ESG表现、机构持股意愿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ESG理念逐渐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已将企业ESG表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企业ESG表现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将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财务信息和股价风险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机构持股意愿以及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越好,其股价崩盘风险越小;机构持股意愿越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对ESG表现好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偏好,将其纳入投资组合,进一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地,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ESG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制造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研究结果对企业和机构投资者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考虑ESG表现的企业违约风险预警研究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即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方面的表现）在违约风险预警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关注。使用2020年和2021年共417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究ESG表现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的联系,构建加入ESG指标的企业违约风险预警模型,同时进行样本内检验和样本外预测。结果显示,ESG表现与企业违约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较高的ESG得分对应着更低的违约风险,且这种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加入ESG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预警模型的准确度,有效降低第二类错误。研究结论为考虑ESG因素的企业违约风险研究提供了更有力的参考,并对ESG指标在金融市场上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对助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有一定意义。     

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绿色转型风险吗

通过构造绿色转型调整系数,对原有的企业风险衡量方法进行补充,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转型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效应是通过增加创新活动、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客户集中度三种渠道实现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对风险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低碳城市、非国营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ESG表现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机理。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具体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缓解内外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透明度、增加分析师关注度三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行业竞争程度在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到了正向强化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成长期、成熟期和非污染型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9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A股3096家上市公司,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价值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经营效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对非国有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较好和信息传递效率较高的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价值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研究为ESG表现的正面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和投资者重视ESG表现、政府部门完善ESG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资者情绪与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ESG表现能够使上市公司在关心盈利的同时注重企业的正面形象和整体价值,缓解负面消息的冲击,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了ESG表现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内外情绪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促进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而高管过度自信会减弱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会通过抑制管理者所有权导致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问题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对ESG表现发挥正面筛选作用和稳定股票市场有借鉴意义。     

企业ESG表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SG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政学业三界高度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2009-2021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ESG表现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并通过“认证”和“风险”两个中介渠道,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对股票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越好,股票交易越活跃。且这一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ESG表现通过吸引机构投资者、降低企业风险助力股票高流动性的提高。本文拓展了ESG表现的经济后果研究,对企业、投资者重塑ESG理念和监管机构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目标导向下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建设美丽中国、弘扬生态文明的理念不断深化,绿色、可持续成为引导企业发展的重要指向,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利于吸引市场关注度、缓解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提升企业价值。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对非国有企业、非污染企业和处于低碳试点地区的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价值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本文为ESG表现的正面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加大ESG投入、相关部门制订完善ESG披露准则、投资者重视ESG表现具有一定的启示。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ESG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对ESG的关注度与日俱增，ESG理念的普及应用和相关信息披露正在重塑企业竞争力。本文以2018—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债务融资的角度，分析并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发挥信息增量、积极信号释放和声誉保障三重效应来增加获得长期信贷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优化；企业ESG表现与债务期限结构的正相关关系在外部信息环境较差和非国有制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证明，企业ESG表现对债务期限结构的优化作用最终能够缓解企业“短贷长投”的问题。本文对于理解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和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双碳”背景下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ESG作为衡量企业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的综合指标,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从ESG的影响机制来看,ESG表现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在双碳背景下研究ESG表现的价值效应,为ESG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理论驱动力。     

“策略”与“实质”，孰“轻”孰“重”？——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ESG表现

2018年中国启用环境保护税代替排污费,企业将采取实质性行动还是策略性举措来应对？本文以《环境保护税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从税率变动角度考察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税率提升地区相较于税率不变地区,企业ESG表现、S表现、G表现差异不显著,但企业E表现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上述对企业E表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企业策略性环保举措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实现的,而并非企业实质性环保行动和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追求短期目标和管理层短视主义是企业重“策略”轻“实质”的原因。本文不仅丰富了《环境保护税法》颁布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效果的评估,更为推动我国绿色税制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ESG表现——来自“试点—推广”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1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从“试点—推广”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有效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且促进效应随着政策推广不断增强。机制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大环境监管强度和资本市场关注度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低的辖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国际“四大”审计的叠加压力效应下,会进一步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促进企业ESG表现实现了企业长期价值创造。     

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的表现及控制措施思考

随着企业的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当前企业逐渐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主要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当前企业的内部审计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及时控制将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是对当前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的表现进行分析,对企业内部审计风险提出合理的控制措施。     

“双支柱”调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SRISK指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金融稳定,实现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采用动态DCC-GARCH模拟方法计算SRISK衡量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以2002年第三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以及经济波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情景下,各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存在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实施的MPA评估体系总体上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健全以及调控方式的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规则的演进及最新进展研究北大核心SSCI

本文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监管资本规则的演进提供外部驱动力,风险计量工具的进步为其提供内部驱动力,而且监管资本规则是伴随风险管理"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本文着重研究了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规则的演进。首先,论述了其演进满足上述一般规律;其次,分析了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规则演进的三大特征,即其在与监管资本套利的博弈中演进,市场风险监管资本的覆盖范围在规则演进中不断扩大和内部模型在规则演进中产生重要的协同效应;再次,研究了Basel IV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规则的最新进展;最后,分析了我国现行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规则的主要不足,并对监管机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风险资本监管制度的演进:以VaR模型为重点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风险价值(VaR)模型是市场风险资本监管框架的基础,本轮危机期间基于VaR计提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远远不能覆盖交易业务的损失,扩大了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效应。笔者认为,现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监管框架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易头寸持有期假设不合理;二是风险参数稳定性假设不成立;三是未充分考虑不同交易头寸的流动性差异,特别是内生流动性问题。理论上,VaR模型还存在着不满足次可加性等缺陷。虽然学术界提出了预期缺口模型、谱风险计量模型等VaR模型的替代方案,但可行性和有效性仍有待检验。2009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市场风险资本计量修正方案大幅提高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一定程度上增强捕捉尾部风险的能力,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VaR模型的缺陷。完善市场风险资本监管制度必须解决交易账户与银行账户划分、风险计量模型的运用程度以及系统性风险三个关键问题。     

全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内忧还是外患?——基于74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各国银行业为研究单位,利用OLS和FGLS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并以次贷危机为典型事件,基于危机组和无危机组的Oaxaca-Blinder模型分析了各种成因的贡献度。研究发现:一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是内外因共同影响的结果,内因为主;监管者应承担主要责任;较低的监管资本、资产过于分散化均不合理,而严格执行不合理的监管措施则错上加错。消费者是第二推手;低储蓄率、低信用环境和低金融意识是不利因素。银行机构相对责任最小,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合理控制衍生品的交易量是有利于因素。外因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并提高银行开放度也是有利因素。     

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测度、渠道与防范对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基于QFVAR模型的广义方差分解方法测度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在极端负面与正面冲击下的尾部风险溢出,并分析金融体系和各家机构的风险溢出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机构间风险溢出的主要渠道以及两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期间,金融体系面对不同方向冲击所产生的风险溢出水平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势特征,左尾溢出(负面冲击)和右尾溢出(正面冲击)分别由金融市场波动与行业杠杆水平所驱动。第二,受到负面冲击后,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风险溢出水平,而杠杆水平较高的机构则是正面冲击下的高风险溢出机构。第三,金融机构在负面冲击下通过直接关联与间接关联渠道向外溢出风险,而正面冲击引发的风险溢出则主要通过信息关联渠道得以实现。第四,流动类政策工具可以显著减弱金融机构在直接关联渠道下的风险溢出水平,而资本类政策工具则可以显著减弱机构在间接关联与信息关联渠道下的风险溢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