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信息处理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与转型机制——基于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国有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与重构产业生态的重要战略。本研究基于信息处理理论,以“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实现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信息处理需求,驱使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其中,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环境不确定性、任务不确定性和任务依赖关系的不确定性;(2)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横向关系,投资垂直数字化平台以及两者之间不断迭代进行数字化转型;(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绩效,重构产业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同命相连”：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4)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数字化同群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具有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强化效应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会对渐进性技术创新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越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弱；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构建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