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基层银行防范金融诈骗的途径

随着银行业务电子化和新业务的推出,金融诈骗犯罪呈现出方式多样化、手段现代化和复合型犯罪普遍化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法律法规和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个别单位领导风险意识淡薄,重经营、轻防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人们心中的滋长;对诈骗打击不力,放纵了诈骗犯罪等等.预防和减少基层银行业金融诈骗就必须增强防范意识,健全内控体系,提高技防水平.     

强化会计内控管理,规避会计结算风险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银行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会计操作风险已成为银行经营管理的主要风险之一,会计内控风险管理将摆在突出的位置。针对商业银行会计内控的主要风险,应采取有效措施,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强化管理:以全面风险管理为目标,健全会计内控制度体系;以风险管理责任制的实施为重点,完善会计风险控制流程;以改革考评考核办法为契机,提升会计内控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业亏损：制度缺陷的交易成本

进入90年代以来,依靠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张来扩展金融产权边界的渐进式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改革的实施成本和磨擦成本迅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越来越显现出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由于制度缺陷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金融业产生了“自我屏蔽”,金融业亏损则是制度安排中各种颖难杂症的综合反应。本文从制度性不良债权,财税制度,非理性政府行为,金融组织困境,金融制度变迁的状态锁定,委托代理成本,中央银行制度供给不足,内控制度建设,“金融福利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重组过程中风险潜伏与释放十个方面分析了金融业亏损的制度归因是一种制度缺陷的交易成本。     

创新理论 实现金融改革的新突破

过去20年,中国的金融制度改革虽已实现了银行体制的三次分离和金融市场体系框架的建立,但总的来讲,仍然固守在国家垄断信用、银行国有化的框架内。因此,贯彻十六大精神,坚持与时俱进,加强理论创新,建立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和体制,是实现金融改革新突破的必然要求。     

金融诈骗犯罪新手段与防范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金融诈骗犯罪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主要新手段有利用假冒网上银行进行诈骗,利用网络金融进行诈骗,利用手机短信进行卡诈骗,利用汽车贷款进行诈骗,利用原始股海外上市进行诈骗等。要防范此类新型诈骗,首先是广大群众应不断学习金融新知识,增强识别诈骗的能力,其次银行应加强对内控机制建设,三是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金融业计算机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金融计算机吸引着社会上大量犯罪分子的注意力。目前我国金融计算机犯罪典型特点是内部人员作案比例高、犯罪水平尖端化、犯罪分子年轻化、调查起诉难。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存在的脆弱性，极易被犯罪分子攻击，计算机安全技术远远落后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水平．内部控制措施的削弱，从而给作案分子以可乘之机。我国应采取对计算机犯罪立法进行修改，加强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等一系列有现实意义的措施。     

温州民间金融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迅速，形式多样，其融资机制也独具特色。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对于中国金融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银行体制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承担问题的解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均提供了示范效应。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确立对日本经济的重要影响可以得见于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发展战略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的过分干预而限制了同业竞争最终导致金融业的惰性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危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分析日本金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得失成败,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立足本国国情,以金融自由化为出发点,在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完善监管体系,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银行监管的目标模式选择

银行监管的目标模式是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和灵魂.综合考虑我国银行业风险的现状,国际监管的发展态势,国内金融改革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金融开放的整体要求.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模式选择,应以提高金融效率控制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目标,充分规避金融风险,推进金融市场化法制进程,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银行监管目标体系.     

论我国银行监管的目标模式选择

银行监管的目标模式是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和灵魂.综合考虑我国银行业风险的现状,国际监管的发展态势,国内金融改革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金融开放的整体要求.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模式选择,应以提高金融效率控制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目标,充分规避金融风险,推进金融市场化法制进程,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银行监管目标体系.     

金融职务犯罪问题的实证分析——以昆明市为例

在对昆明地区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机构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2000~2005年昆明市检察机关立案办理的金融职务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把金融职务犯罪置放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考量,分析了金融职务犯罪案件的社会特征、案件特征和发案原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金融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完善——兼论金融犯罪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使得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缺乏人道性、经济性,且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缩短有期刑的量刑幅度,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减少倍比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代之以限额罚金制、百分比罚金制等。应当特别重视资格刑的增设。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沃土。     

犯罪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犯罪活动可能通过弱化财产安全和交易契约的有效性、阻碍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成长以及恶化投资环境等渠道阻碍金融的深化。本文基于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证实,在控制住经济变量、法律环境等变量之后,犯罪率显著地阻碍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而言,每万人的犯罪人数每增加一例,当地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将下降１．６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分地区考察的结果还发现,在金融深化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更大,意味着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有关。     

金融刑事立法的演进、缺陷及完善

伴随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金融犯罪的数量与危害性日益突出.为了打击与预防金融犯罪,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细致的过程,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特别突出的是其立法前瞻性不足,稳定性较差,与其他金融法规协调性不够好,从而影响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因此,必须对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修正,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     

单位犯罪相关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在立法上肯定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地位，但我国单位犯罪立法还不成熟，影响单位犯罪的司法适用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理论性和操作性较复杂的问题，如单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犯刑事责任等问题还有待研究与完善。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十分积极,而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融陛等等。因此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来,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呈十分积极的态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限性等等。推进金融刑事司法工作,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新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新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大一统"金融体制;"后40年"改革开放时期以市场化为基本线索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是新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基本逻辑。始终坚持金融本源、立足本国国情、加强有效金融监管,是新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     

城市金融犯罪的特征及预防

城市金融犯罪的特征:犯罪对象的特定性,犯罪领域的行业性,犯罪手段的智能性,犯罪形式的隐蔽性,犯罪形态的复杂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防范金融犯罪的对策:强化金融内部的安全管理,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做好相关的刑事司法工作。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