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

首先运用制度因素论的基本观点,针对东道国的管制约束和规范约束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绩效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假设,然后以2000～2007年由在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对跨国并购前后多种财务绩效指标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及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多因素分析.结果认为,东道国管制制度越严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差;东道国规范制度约束越小(文化距离越小),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好.此外,还认为所有权属性、相对国家竞争优势及跨国并购经历等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显著因素.     

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有权安排影响研究--基于地理距离调节作用

选取了2005—2012年间我国企业发生的426起跨国并购事件,运用二项Logit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所有权安排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理距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文化距离越大,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越倾向于全资进入模式;地理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合资进入模式;并且,地理距离对文化距离和企业所有权安排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企业生产率对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利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目录》和西风（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并进一步根据融资约束差异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海外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2）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区/行业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或制造行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3）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与趋势

全球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主要有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多年以来,70％到80％的投资方式是跨国并购.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在中国吸引的FDI中占非常低的比例.2004年跨国并购交易额3.3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0.5％.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额20.8亿美元,占全国FDI的2.8％.2010年并购额32.5亿美元,占总外资额的3.1％.总体趋势看,跨国并购在我国利用外资中处于较低水平,但呈现逐年稳定增长态势.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能改善微观绩效吗——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并购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有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微观绩效的差异,发现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大中型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但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FDI态度更加友善、制度水平高于母国时,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最后特别关注了跨国并购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再次验证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客观评价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从正式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国际经验等视角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并采用事件研究法对200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1992~2012年达成的311笔跨国并购交易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跨国并购交易使收购方在公告期内获得了正向的累计超额收益率。(2)地理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可能具有显著积极影响。(3)正式制度差异、一般国际经验可能显著负向影响跨国并购绩效。国家经验、跨国并购经验没有发现显著影响;敏感行业的并购绩效更高。研究认为跨国并购交易能为收购方增加价值;正式制度距离可能增加跨国并购交易复杂性、增加整合难度从而不利于并购绩效;一般国际经验在跨国并购中可能不适用而不利于收购;地理距离给收购者带来异质技术、战略资源和资产等优势多过信息不对称风险。     

跨国并购中的整合竞争力探析

当前,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传统的FDI理论和一般的企业并购理论在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时,大都从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并购现象进行考察而得出结论,不具有一般性,而且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探讨跨国并购能给企业带来增值效益的源泉所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企业跨国并购的国际背景,运用潘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得出通过并购整合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企业进行跨国并购获得价值增值的源泉所在,并分析了整合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应围绕企业核心能力进行整合。     

基于企业内生优势的跨国并购动因及实现条件

FDI理论忽略了企业异质性资潭与能力对跨国公司并胸进入方式的影响。从而对“跨国公司主要以并购方式进入发达国家，而主要以新建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无力解释。本文以邓宁的OLI范式中的企业优势为出发点，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企业内生优势的来源及影响因素进一步解释：跨国并购是谋求企业内生优势的首选内部化方式。并通过构建跨国并购有效实现的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并购进入的影响，以期建立一个并购进入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企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基于我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汤姆森全球并购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全新的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因素。研究发现:生产率与跨国并购显著负相关,且二者还具有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国有、外商投资的所有权性质会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倾向,规模越大、资本密度越高、负债率越低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概率越高。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研究期间的情形下,只有国有的所有权属性对跨国并购均有显著且为正的影响。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服务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决策模型构建

服务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一项多目标的复杂决策。基于进入模式内在特性的系统测度结果表明,独资进入是服务国际化的首选方式。文章在综合分析了服务产品因素、企业特有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服务企业高控制度倾向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一般分析模型。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分析——以啤酒企业为例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大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我国啤酒企业虽具有地区优势,但却规模偏小、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无法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本文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这一角度探讨了其新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啤酒企业对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上的选择,以期能够迈好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一步。     

战略差异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以2007-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竞争地位,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企业竞争地位能够削弱两者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增加了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及创新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高;企业战略差异提高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但竞争地位高的企业不显著。研究表明,企业战略差异是现金持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管理层制定现金持有策略、进行企业战略选择以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参考。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ESCP框架的分析

由于经典FDI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对外资严重依赖的特征,因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构建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约束下FDI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约束导致流入中国的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项目类型太小、行业分散"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制度约束下FDI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收入漏出与结构锁定效应凸显,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新时期引资政策必须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外商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投资违约的实证研究

近几年外商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当年未按合同出资的比例占40％和50％左右，违约行为相当严重。本文选取8833家中外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运用OLS和二元Logistic回归对外商的投资违约行为进行实证研究。该研究对我国企业和政府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我国企业更正以往的错误操作．确定合理的合资合作策略，同时有助于政府明确管理合资合作经营的政策取向。     

General alliance experience,uncertainty, and marketing alliance governance mode choice

Drawing from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KBV), and real options theory (ROT), we propose that the general alliance experience of alliance partner firms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market uncertainty and alliance-specific uncertainty on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two marketing alliance governance modes, i.e., non-equity alliances and joint ventures. Based on our systematic study of 18,616 marketing alliances occurring in 48 industries across 164 countries between 1992 and 2008, we find general alliance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firms’ marketing alliance governance mode choices. Our framework reconciles some contradictory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interfirm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structure literature by emphasiz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tner firms’ general alliance experience. Specifically, when alliances can be characterized has having a large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partners or having a market with a broad geographic scope, it seems that TCE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marketing alliance governance mode choice hold for inexperienced firms while KBV and ROT predictions hold for experienced firms. In addition, by incorporating key aspects of all three theories, our proposed framework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alliance experience and uncertainty in firms’ marketing alliance governance mode choices.     

产品市场竞争度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222家企业连续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度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比重和行业平均利润率衡量的产品市场竞争度与企业专利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结构;而行业集中度衡量的产品市场竞争度与企业专利水平呈现正U型结构。在中国,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度的衡量指标,民营企业比重和行业平均利润率比行业集中度更合理。     

房价与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房价与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FDI制度溢出对工业增长率影响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制度因素,考虑FDI进入中国后对于中国经济运行制度形成冲击,促进市场化进程加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技术溢出和制度溢出来分析,并且提出制度溢出的路径,从而更好地解释FDI溢出效应。在实证分析阶段,本文选用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基于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得出FDI进入中国后存在制度溢出效应,且制度溢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