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激励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特征.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点,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并在激励制度设计中予以体现,已经成为企业用好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关键任务.     

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刍议

本文在论证了农民工应享有劳动力产权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概念,指出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一般特征相比具有两方面的自身特征:一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具有前提条件性;二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实现具有阶段性。最后阐析了农民工劳动力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内在化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等四个方面。     

农民工的社会歧视现象分析

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民工现状调查,分析农民工受歧视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对策.     

后危机时代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体系研究

金融危机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大量农民工因结构性失业而返乡,给农村就业带来巨大压力,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低碳化发展,正需要大批农民工去创业。引导农民工创业促进就业,成为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借鉴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理论成果,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提出了建立以信息指导、政策激励、融资支持为手段,以创业园区为依托,以孵化器服务为机制的全方位服务体系的构想。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区域分割与制度整合——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由于制度内的结构差异和制度间的衔接障碍,农民工养老保险在长三角区域内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状态客观上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制约了劳动力市场走向统一,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打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分割,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在长三角区域内自由流转,关键在于增强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创新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与积淀机制,改革个人权利与地方利益的捆绑关系,形成利益共享、成本均担的区域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量化评价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特点以及文本高频词,采用PMC指数模型,构建包括10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并绘制PMC曲线图。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样本总体得分优秀,设计较为科学合理,其中2份为完美政策,7份为优秀政策,1份为可接受政策,但政策时效、激励措施还有待完善。     

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分析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order probit法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其本地化社会资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本地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同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改变农民工婚姻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为探讨本地化社会资本对不同婚姻状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基于结构方程进行了中介分析并发现本地化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的婚姻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遮掩效应。文章最后提出要关注不同婚姻状态的农民工,帮助他们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并为提升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改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相应建议。     

促就业保增收惠民生-淮阴区提供贴息贷款激励农民工创业

苏北淮阴老区，全区89万人口中有近20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占劳动力总数近六成。准安市淮阴区委、区政府针对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返乡增多的现实，采取积极措施，激励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从解纷机制多元化角度解决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讨薪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讨薪维权的艰辛,时常受到媒体关注并曝光.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纠纷浮出水面之后,却很少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帮助农民工总结维权.农民工讨薪问题关系社会民生、合理解决由此引发的纠纷则关系法治建设,因而应当从多个角度结合多种社会力量寻求解决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低。政府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补偿教育体系,通过流入地政府提供补偿教育培训、建立技术工种认证体系,把新生代农民工阶层转化为技术工人阶层、发放教育培训券,扶助成人教育、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防止农民工身份代际相传这些系统化的努力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     

Health Status and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China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ers into cities for employ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ased on a dataset collec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0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ealth on the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engaging in physically‐intensive work requiring good health.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poor health status not only weakens the incentive of rural labor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grant labor for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ir earnings. A migrant worker in poor health only earns 67 percent of what a healthy worker makes. Among all the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economic factors, health statu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 earnings for less educated workers. Labor productivit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earnings than the annual number of days that a person works. Ongoing health‐care reforms aimed 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ealth‐care services available to rural laborers are urged to help reduce poverty in rural China.     

“落叶难以归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障碍问题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于上一辈的困境。通过农民工"回流乡村"的这一独特的视角,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存在自身障碍、组织障碍以及制度障碍等"三大障碍",而解决这些障碍的根本措施是发展乡土工业,繁荣乡镇经济,促进乡镇的全面发展。     

经济危机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掀起一波又一波“民工潮”,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态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流。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使得这种“进城离乡”的流动路径发生梗阻,大量原本外出务工的农民由于城市企业的破产、倒闭,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在何方？文章以此为背景,介绍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选择,并提出了一些促进措施。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以安徽枞阳DS村为例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的相关性研究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拓进。安徽省枞阳县DS村的个案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发生了横向上的职业分化和纵向上的岗位分层,初步形成了自立门户的工商业者、企业白领和完全依赖受薪的苦力从上到下的蜡烛台式的分层结构。留守儿童就是父母为外出务工谋生的农民工而守望着家园的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流变即是留守时期里发生的留守儿童由“留守”到“非留守”或非留守儿童由“非留守”到“留守”等的变化及其结果的确定。留守儿童次生于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变决定于农民工分化,留守儿童流变的方向及其结果的确定也决定于农民工分化流动的水平及其分层位次等。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前提是农民工的销镕。     

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以宁波市为例

基于对进城务工现象成因、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作用、生存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认识,文章提出在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和改善生存状况方面,建立健全法制是前提,加强和完善制度安排是核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是关键,加强政府监管和监察是根本,从而实现城镇与农村、农民与居民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     

从二元结构的农民工到完整的市民个体——略论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受传统户籍制度与现实工作生活影响,农民工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边界模糊,属于被边缘的群体,引发了农民工自我认同与身份认同危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术素质的提高、年龄结构的变化,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并享受与城市人群同等的各项社会权益。积分入户政策从制度上肯定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路径与各种社会权益,是中国户籍改革的一大进步,既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实现,还可有效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制度建构与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从制度建构层面解构农民工身份问题

农民工在为城市化进程做出贡献的同时,又不能完全融入到城市文化中,处于城乡边缘的"真空地带"。文章分析了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制度构建,以期对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基于SWOT分析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增收的有效方式,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文章在对返乡农民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SWOT分析理论和QSPM矩阵决策分析工具,分别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战略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提出了开拓进取型和发展改进型两种战略选择,并针对这两种战略构建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支持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一季度农民工就业将面临巨大冲击,三类农民工就业需高度关注。部分农民工返城复工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动性显著降低,返乡务农者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农民工全年整体收入减少将成为大概率事件,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家庭可能陷入生存困境。相关对策建议:推动劳务输出和输入省份之间精准对接,帮助有条件的农民工实现安全、稳定就业。借鉴东西部对口帮扶就业扶贫办法,由专人负责组织农民工外出并送至就业地点。强化有条件地区对农民工就业吸纳。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支持力度,吸引培育一批新农民,多措并举支持返乡农民工渡过难关。将农民工全面纳入城市社会管理服务对象,重点关注农村“三留守”人员和困难家庭的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