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基于东进模式的案例研究

由于植根农村、涉足农业、带动农户,具有科层组织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被赋予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使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一般采取公司+农户联盟的订单方式运作。双方的持续合作是联盟组织有效运营的前提,其关键在于各方能够从联盟中分享到满意的合作剩余,而合作剩余的分配基本上由合约联结方式所框定。公司与农户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合约联结,取决于双方在系列经济社会约束条件下的博弈均衡。因此,特定公司与不同农户可以签订差异化的合约。差异化合约的履约与持续,需要借助嵌入在差序格局中的关系治理机制保驾护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东进模式案例表明,东进公司与周边农户的合作采取了多种合约联结方式,且不同类型农户与公司的合作均相当稳定,这是因为公司利用了嵌入在联盟组织内的乡村社会权威,从而便利地与农户缔结合约,并有效地对合约进行差序治理。     

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

本文将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视为一种特殊的供应链关系:多个农户个体与单个企业组织分别为供应链的上游与下游;双方的关系治理由企业主导。借鉴国外供应链关系治理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的特殊情境下关系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对企业合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包含信任、互惠、互动强度和伦理4个因素;其中,前3个因素直接促进了企业合作满意度的提高,而企业对农户伦理感的增强则将增进信任与互惠,从而间接影响其合作满意度。总体来说,关系治理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正式治理的影响。     

复合治理“挤出效应”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为例

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违约率高、稳定性低和绩效差的问题。本文从农户视角,结合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运用海南、湖北、河南等6个省份共57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治理"挤出效应"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交易市场上客观存在传统社会规范治理与正式契约治理的渠道复合治理Ⅰ和关系治理与正式契约治理的渠道复合治理Ⅱ;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正式契约治理机制的"挤出效应"负向影响"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稳定性,而关系治理对正式契约治理机制的"挤出效应"却正向影响"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稳定性;农户法律意识显著负向调节渠道复合治理I"挤出效应"和渠道稳定性之间关系,而对渠道复合治理Ⅱ"挤出效应"和渠道稳定性之间关系则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农产品营销渠道稳定性对提高交易弹性绩效和交易销售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     

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农户的双边关系治理——基于阶层线性模型的一个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阶层线性模型这一分析工具,利用来自34家农业龙头企业及与之合作的554家农户的数据,同时从企业与农户两个层次研究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关系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层关系治理直接对农户满意度有积极影响,而企业层关系治理中的信任与互惠通过影响农户层关系治理而对农户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关系合约与农产品供给质量安全:数理模型及其推论

农业生产周期较长,而且生产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尤其显得比较突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属于一种典型的关系合约。本文把关系合约引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产业链治理研究中,定义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链中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租金和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专用性投资不同涵义,分析了专用性投资与帖现因子对交易双方在关系合约的可自执行性程度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合约的可自执行性与关系租金、帖现因子呈正相关关系;而合作双方因围绕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而做出的专用性投资强度可以提高各自对合约的可自执行性。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治理:交易成本视角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成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两者间的交易具有主体地位不对等、合约执行不确定、投资形成的资产具有专用性等特征,交易双方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导致订单履约率低.正式合约对保证交易的正式性、降低交易风险和促进交易的长期性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合约的不完全使得合约执行成本高昂,基于正式合约的利益联结机制并不能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信任、互惠、有效沟通、声誉机制和赋予合同执行的灵活性等关系治理方式能够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长期合作,提高履约率.     

礼单中的“差序格局”——基于一个农户礼单账册的调查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观察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性视角。本文以一个农户历时十年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比较为例,试图刻画出礼单中"差序格局"的基本动态,拓展费孝通所谓"同心圆波纹"模型的解释内容。本文发现,对于普通农户,礼单中"差序格局"的建构具有能动性、变化性以及区别性,是传承祖荫传统和个体后天发展的统一体。比较而言,传承主要体现在父辈村民初级关系范围的随礼网络之中,它强调遵循血缘远近、亲属距离、邻里互惠等先赋性和伦理性因素的影响;发展主要体现为"80后"年轻一代群体,以己为中心个体努力经营的次级关系日渐重要。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与龙头企业技术效率——来自安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安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比"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不同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专业合作组织与基地建设和管理同步发展,能明显提升龙头企业技术效率;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相比小型企业,大型企业技术效率较高;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所处地区对其龙头企业技术效率也有显著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生产要素供给的地理位置优越,其技术效率相对较高。     

礼单中的“差序格局”——基于一个农户礼单账册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观察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性视角。本文以一个农户历时十年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比较为例,试图刻画出礼单中"差序格局"的基本动态,拓展费孝通所谓"同心圆波纹"模型的解释内容。本文发现,对于普通农户,礼单中"差序格局"的建构具有能动性、变化性以及区别性,是传承祖荫传统和个体后天发展的统一体。比较而言,传承主要体现在父辈村民初级关系范围的随礼网络之中,它强调遵循血缘远近、亲属距离、邻里互惠等先赋性和伦理性因素的影响;发展主要体现为"80后"年轻一代群体,以己为中心个体努力经营的次级关系日渐重要。     

关系嵌入、利益联盟与“公司+农户”的组织制度变迁——基于海源公司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对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调查为基础,采取单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解构了海源"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所嵌入的关系网络,通过分析该关系网络的参与主体以及海源"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取向与利益机制,尝试揭示导致"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演变与制度安排的内在因素。研究发现:龙头企业、普通农户、农村能人、地方政府会因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各自社会资源的异质性而形成具有互惠性的关系取向,在这一取向的基础上衍生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参与主体关系取向的强化以及利益纽带的渐趋复杂化诱发"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由松散型逐渐走向半紧密型、紧密型;公司与农户在不同组织模式中会形成不同的关系取向以及利益联结方式,并且两者的关系随着利益纽带的升级而渐趋稳定;公司与农户间合约履行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还需要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治理机制来维系。     

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履约效率及其动因探寻——来自91家农业企业的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9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对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履约效率及其动因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保底收购、随行就市"的价格条款、要求农户进行专用性投资或预付保证金、专用性较强的农产品、在广泛深入交往基础上累积的信任、声誉等社会资本因素有利于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效率和增强公司与农户契约关系的稳定性,而订单农业中"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对公司与农户的契约关系具有负向作用;"公司+经纪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模式由于中介组织的加入能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效率,但统计特征并不显著;订单农业中政府涉入并不能显著增强履约效率。     

补充与补偿:以合约治理合约的双层机制——基于鄂中楚香家庭农场农业经营合约的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种植型家庭农场案例,探讨在农场与农户签订的农业经营合约不稳定时,农场如何通过"以合约治理合约"的方式来实现初始合约的稳定。本文研究发现,合约的不完全及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农场与农户初始合约不稳定的关键原因;针对合约不完全问题,农场通过与农户在初始合约的基础上缔结后续合约来补充,进而实现初始合约的稳定;针对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农场通过自身纵向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与农户缔结后续合约,让渡其中部分利益给农户,形成对农户利益的补偿,进而实现初始合约的稳定。上述两种策略蕴含着"以合约治理合约"的两种不同机制——补充机制和补偿机制。在补充机制中,后续合约与初始合约具有强关联性,它主要治理初始合约中的不完全部分。补充机制有助于弥补合约缔结双方的有限理性对初始合约的不利影响,但这种机制在维持合约稳定的同时也可能挑战签约前合约双方的关系。在补偿机制中,后续合约与初始合约具有弱关联性,它主要治理初始合约中受机会主义行为影响而变得不稳定的完全部分。补偿机制通过强化对初始合约中双方无分歧内容的认定,不仅有助于维持初始合约的稳定,而且有利于维护签约前合约双方的关系。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三方博弈视角下的农产品渠道关系治理研究

由于信息不对称,龙头企业与农户违约行为时有发生。有效解决违约引致的渠道关系不稳定问题是保障龙头企业与农户开展合作,抑制冲突的关键。本文首先阐述了农产品龙头企业、农户与农产品市场协会三方主体间的关系模型与行为过程;其次,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探讨了影响渠道关系治理三方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最后,基于影响因素与案例分析得出,三方主体理应协同解决渠道关系治理问题,即龙头企业与农户应提高其守信的可能性,农产品市场协会需加强参与监管的频率与奖惩力度。     

农户对产业化联盟的认知分析:以赣南脐橙业为例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业突破制度、技术和市场等约束的现实选择,公司与农户缔结联盟是目前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导模式。公司与农户的交易嵌入在一定的交易情境中,交易情境的变化要求相机使用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手段。联盟的治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绩效。农户对交易情境、治理机制和联盟绩效的认知关系到联盟稳定性进而影响联盟绩效。对赣南脐橙业农户的调查表明,公司与农户联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有的放矢地推出联盟治理措施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农业产业链组织、信贷交易成本与规模农户信贷可得性

农业产业链组织的发展对缓解规模农户融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合约理论探讨农业产业链组织、信贷交易成本对规模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并基于江苏省668户规模农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贷交易成本高会降低规模农户的信贷可得性,规模农户加入农业产业链组织能够有效降低其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合约实施机制不完善所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其信贷可得性。与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产业链组织相比,规模农户加入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链组织更有助于降低信贷交易成本,提高信贷可得性。     

农地确权、差序格局与新型城镇化

农地流转的差序格局化特征会怎样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本文以农地制度改革为着眼点,利用2015年CHFS微观数据,将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差序格局与新型城镇化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亲缘化特征显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发现,二者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作用方面并行不悖,农村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能够弥补正式制度不足带来的农地产权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应着力提升农地确权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构建起高效、合理、规范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促进农户间相互合作,加大力度培育以农户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项目,平稳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公司与农户之间信用关系的治理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公司＋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公司和农户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交易双方资产的协同效应，实现交易的双赢。但是，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而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又加剧了契约的不完全性，致使企业与农户之间信用关系差。本文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契约关系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提出相应的治理机制，以期对增加公司与农户之间契约的稳定性提供对策。     

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

治理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效运营的关键,其完善程度影响经营绩效。本文基于中国4省(区)7个地级市221家农民合作社的访谈问卷数据,探究以合作社为纽带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合约治理不仅对合作社经营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促进关系治理间接提升经营绩效,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关系治理水平较为相似。相较于公司从属型合作社,原生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水平较低,公司主导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较高。因此,合作社需要审视缔结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特征,妥善运用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类机制,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