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单人户”入保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将低收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以“单人户”的形式纳入低保制度覆盖范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探索。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差异—治理策略”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结果,分析了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备显著的缓解作用;其减贫效应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村大于城市,西部大于东、中部地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应逐步扩大低收入群体以“单人户”入保的制度覆盖面,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收入家庭贫困预警机制之中,提升对该群体整体致贫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应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的差异性,确保低保制度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均衡兜底的作用。     

脆弱性与贫困:江苏李庄村实证分析

人类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贫困相伴生、互为因果。从脆弱性分析入手,可以为农村反贫困提供新的思路。该文以江苏省李庄村为案例,讨论了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疾病风险,以及农户抵御风险时可以利用的人力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的主要特征。文章最后从消除脆弱性入手,提出了反贫困的若干对策思路。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教育支出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户主和社区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每提高1%,家庭教育支出大约提高0.307%.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社区居住的群分效应以及同社区居民面临相同的教育宏观政策等可能性之后,该结论依然非常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农村样本中,中高收入家庭间以及中低收入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家庭的教育支出对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更为敏感,这说明家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是邻里效应在农村样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而在城市样本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以及同社区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趋同都不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文章为理解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分层模型方法对Chaudhuri所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设计村庄和家庭变量的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周至县四个山区乡镇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即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发现社区因素对调查地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途径并不相同,最后提出了针对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表现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保持稳健。因此,政府可通过促进农户中的剩余劳动力流动,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平台;培育人力资本,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等措施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灾害、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研究综述

我国的扶贫工作方向近年来已从减少绝对贫困转为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上来。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贫困脆弱性的内涵,明确风险冲击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并对脆弱性进行科学度量。国内外关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非常丰富,文章从理论框架、实证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介绍了灾害及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对三种主要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在综述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在我国政策背景下,可能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措施。     

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度量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结合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而实现,其中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效应对于中部地区、物质禀赋更高、抚养比更低的家庭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着力关注部分群体面临的数字劣势问题,加强普及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     

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自我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逐步实行以来,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刺激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房价作为居民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目前更多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居民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房价对生育意愿有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因此,利用2018年CFPS家庭微观数据,研究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挤出效应与财富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挤出效应,其他变量对生育意愿也有影响,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学历、政治面貌、生育保险、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父母的经济帮助等。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财富效应,但是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故总体上我国现阶段房价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具有负向作用。     

女性的教育优势——一个基于家庭教育支出的解释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出优势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家庭教育支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本文发现：有女孩的家庭无论在教育支出总量还是人均量方面都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利用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结果同样支持这个结论。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传统的“助儿买房”观念使父母将大部分家庭资源都分配给男孩,所以要在教育支出上对女孩进行补偿。其次,上大学给女性带来的回报高于男性,激励父母增加对女儿的教育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更可能发生在农村、多子女、子女尚未就读大学、家庭预算较为紧张的家庭中。     

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

与宏观层面的转型绩效评价不同,文章通过分析微观层面上社会底层民众的贫困脆弱性,以贫困家户抵御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为视角来评价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绩效。文章使用1996~2008年间5轮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和俄罗斯纵列监测调查(RLMS)数据,测量了中俄农村家户脆弱性水平及其长期变动趋势,并在分解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探寻了两国不同类型的经济转型对农村家户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渐进转型保证了农村居民的脆弱性水平逐渐降低,但脆弱性水平仍然较高,其中的风险脆弱性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型虽然造成了俄罗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大波动,但波动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贫困脆弱性水平很低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金融市场化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基于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如何影响农户的信贷获得。利用1999—2009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从资金配置效率、金融机构行为等多个角度刻画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发现金融市场化显著降低了农户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获得。从不同的贷款用途看,金融市场化主要降低了生产贷款中的农业生产贷款,对生活贷款则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产业发展的视角进行剖析,发现金融市场化对农户正规信贷的抑制程度受产业投资机会的影响。农户所在地区的农业投资机会越大,正规贷款受抑制程度越低;反之工业投资机会越大,正规贷款受抑制程度越高,说明金融市场化对农户信贷的抑制来源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资金转移。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供给侧结构视角下脆弱性贫困问题的思考——以贵州为例

贵州是贫困人口最为集中、贫困问题最为凸显的地区,因此如何开展好扶贫开发工作,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从脆弱性贫困理论的内涵和测度出发,对贵州省脆弱性贫困进行了度量,对贵州省的自然资产、社会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以及物质资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提出只有构筑好贵州省脱贫工作中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物质资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贵州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