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选举最优规则的非一致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6省116个村庄1949名村民随机抽样样本，笔者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选举规则的偏好因村庄和个人而存在非常大的变异，那些理论上或一般被认为是最优的选举规则并未成为所有村民的选择。理论上最优的选举规则未必适合所有村庄，村庄最优选举规则表现出很强的非一致性。可见，农村选举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和实践应当充分考虑“因地制宜”的问题。     

选举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

本文通过考察发生在一个乡镇选举中的村民日常行动片断 ,对于时下村庄生活逻辑进行了初步分析 ,认为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位以及乡村社会权力机制的制度性暗示引发的农民自动跟从 ,是解释村庄行动的重要变量。     

分配型村庄贿选的博弈分析——以Y村城中村改造下的村委会选举为例

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实施30年来,竞选激烈程度普遍提高,特别是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贿选的现象。为探究贿选的发生机制,本文以Y村城中村改造征地纠纷下的村委会选举为案例,从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和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角度,对Y村政治域、共用资源域和社会交换域中村民、竞选者和基层政府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不同主体利益博弈是选举纠纷的本质,村民、竞选者和基层政府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违法贿选,接受贿选,默认贿选)成为这三方利益博弈的均衡。即便放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由于村民相信贿选者和基层政府在未来会合谋侵犯集体利益,他们还是会做出接受贿选的短视选择。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村委会选举应客观看待宗族的影响

<正>过去,人们对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宗族因素带有某种程度的"假想"成分,即将宗族想象成了"强大的敌人"。然而,从观察到的事实看,在村委会选举中县乡政府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与强大的政府行为相比,宗族的影响十分微弱。而且,村委会选举越是公平、公正、公开,选民的选择取向就越是理性化,越能跳出宗族血缘的视野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     

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大村庄制对农村选举的消极影响及解决路径研究

近年来,大村庄制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大村庄制实施以来,对农村选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村委会成员的选择范围,有利于提高村委会的成员素质;但是消极的影响更为普遍,如:加大了直接选举的难度,使得合并村后的村委会选举更为复杂,加剧贿选现象,可能会出现大村主导选举等现象。妥善解决大村庄制改革下合并村带来的农村选举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大村庄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偏好、选举质量和中国农村选举制度——选举质量的另一种测算思路及其应用

基于最优选举制度具有内生性这样的假设，本文以村民偏好和主观意愿来确定村庄潜在最优选举规则，并以此作为测度和评价选举质量的参照，建立了选举质量距离比指数。运用该指数测算和分析了中国村民选举的质量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选举质量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个别“关键”程序决定的，选举质量高的地区一般有比较多的高质量程序。不同村庄的客观条件和村民偏好千差万别，村民自治良好局面的形成要求村民对于村庄治理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和发言权。村民不仅应当有权力决定村庄领导人，自主管理村庄事务，而且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村庄的治理制度，包括村委会的选举制度。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我国农村基层自治中村委会选举内在矛盾分析

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核心,我国农村基层自治选举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是基层民主实践的矛盾,直接影响了村民民主自治的有效实现;村委会选举质量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政权的巩固,也是实现依法治国和基层民主的重要条件。村委会选举实施30多年来,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对于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农村基层自治中多元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乡镇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选举主体村民政治冷漠的矛盾等多方面来进行分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农村基层自治选举机制。     

社会资本、中间投票人和村民选举中的贿选——基于浙西37个行政村的调查

村民选举中的贿选是现阶段村民自治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以往关注导致贿选行为产生的经济、政治以及环境等原因不同,本研究以浙江西部37个行政村的调查为基础,从农村居民对选举投票的态度出发,考察了倾向于接受贿选的村民的社会资本因素。研究表明,村民的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村庄共同愿景对村民的选举投票态度有显著的影响,制度不信任、人际信任度低、社会网络少和村庄共同愿景不强烈的村民更可能是中间投票人,也更倾向于接受贿选。加强村民社会资本的构建可以减少贿选行为。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草根组织经历与政治参与:来自中国村庄选举的证据

本文基于大样本农村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草根组织经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拥有草根组织经历的中国农村居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选举投票。而且,不同类型的草根组织经历对农村居民参与投票选举的影响存在差异。拥有经济类草根组织经历的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的概率更高,而娱乐类和管理服务类草根组织经历则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发展经济类乡村草根组织是促进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和提高基层民主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村庄公共性塑造及其生成逻辑

村庄公共性的塑造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随着农村现代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村庄空心化、村民原子化状况突出,农村社会公共性基本上呈现“虚无”的状态。但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通过大多数村民持续地参加村庄公共事务,村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塑造。基于浙江陆家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案例分析发现,村民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中形成了自觉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并强化了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公共事务的参与性。所以,当大多数村民能够自觉、持续地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时,表明村庄公共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塑造。此外,随着村庄公共性的塑造,带来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体系的改善,以及农村熟人社会一定程度的恢复。     

村庄合作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村庄之间的合作、化解村庄间的矛盾、减少村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善治面临的主要难题。我国行政村的形成不仅有历史原因,更有地缘、人缘、血缘、宗族、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村庄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也存在不少"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村支书基本上是从本村选出,按照本村的规则来行事,难免会出现本位主义现象;个别村干部凭借家庭和宗派势力当选后,往往会对自己本族或一个"宗派"的人多加"照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本文基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相互博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宗族分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为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研究发现: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