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弹性化

开放经济下,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三者相互联动、相互协调、自动平衡。利率市场化是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制度弹性化的前提条件;资本控制程度影响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弹性化;利率和汇率相互作用、相互传导。一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程度和利率或汇率水平的变动,更取决于资本控制、利率和汇率三者的联动效应。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弹性化之间的关系,发挥三者联动协同效应,实现内外均衡。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风险与外汇储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同时美元利率、汇率持续走强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外流.那么,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速放缓且总量存在下滑风险的背景下,能否应对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包括重商主义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的非线性模型,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和全球36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外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金融风险对上述两类外汇储备动机的影响效应,并结合金融风险门槛变量分析了两类动机估计系数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由于金融风险增大使出口增长放缓、贸易条件恶化,重商主义动机中出口增长率和贸易条件对外汇储备的贡献逐渐减弱;而预防性动机中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波动对外汇储备的正向效应则逐渐增强.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风险陡增将导致投资于本国的资本面临损失和贬值风险,而此时如果开放资本账户,则将加剧资本外逃和资本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出于预防性动机需求,央行会主动增加外汇储备进行应对.此外,文章还发现大部分国家增加外汇储备更多的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只有少数国家兼顾重商主义动机和预防性动机.最后,文章就现阶段我国开放资本账户与管控金融风险提出了若干建议.     

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率、汇率之间的时变和互动关系,并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对中美利差、汇率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率对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相对有限;汇率对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较为顺畅;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传导相对较弱,而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可见,在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三者相互传导过程中,利率渠道最为不顺畅。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渠道受阻,除了因为我国利率的价格机制作用有限和资本账户管制外,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汇率日波动受限从而削弱了利率对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并使得非平抛利率平价曲线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由于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应该遵循如下改革顺序: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章建立一个由金融发展程度、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指标组成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中国1982~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这些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的调整动力学进行相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发展程度、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不稳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三者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所有结果均显示,无论从短期和长期看,金融发展程度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具有显著影响,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资本账户、法定汇率制度与事实汇率制度

文章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之差异的共同决定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以世界各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离散变量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对于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的差异有显著影响,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无论是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还是法定与事实汇率制度的差异,都存在显著的状态依赖性。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金融风险。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金融风险也越大。然而,资本账户所带来的不断增大的金融风险与一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应加强制度建设以满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长期需要,短期内可以放松对境外投资的管制,减轻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压力,化解金融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述

在新古典模型中,开放资本账户有效地推动了资源的国际问分配,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本流入,从而推动了该国投资的暂时性增加,带动经济增长,最终提高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学家们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分别用横断面模型、政策实践观点和企业层面的实践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测定理论的研究显示出资本账户开放对资本成本、投资和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影响.     

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跨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5～2013年47个国家(地区)27842家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以研发投入度量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和股票资本流入显著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债务资本流入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均成立。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加强FDI和股票资本流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同时抑制债务资本流入的负面效应。本文从跨国视角考察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为理解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活动层面的新经验证据,也为一国加快金融开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     

盛松成：我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目前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不大。不能过分强调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再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推进开放时可先推行预期收益最大的改革,     

汇率弹性、外汇储备对消费需求和国内信贷的影响——基于资本账户开放的视角

本文将汇率弹性、外汇储备与消费、国内信贷纳入一个模型框架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揭示汇率弹性、外汇储备持续积累与消费、国内信贷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的联动关系。以及这种联动关系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可能的变化。综合研究结果提示,伴随一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汇率弹性增大、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会直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上升;汇率升值对国内信贷呈现扩张性作用,而外汇储备积累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会逆转信贷增长的趋势,表明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会自行熨平国内信贷的大幅波动;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完全可以作为宏观当局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在与金融体制改革保持同步的状况下渐进实施资本项的开放不失为一方良策。     

资本易变性指标测算与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

从我国近年来资本流动的总体特点来看,非FDI资本相对于FDI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易变性。文章建立衡量资本易变性的指标,通过对2001-2013年间FDI和非FDI及其构成部分的易变性进行测算和对比,尝试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进行论证,并强调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进行短期跨境资本动态监控的必要性。     

要素市场化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充分实现市场化,但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扭曲配置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高,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这一现状已不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我国要素市场既存在不同要素种类在同一经济主体中的扭曲配置,也存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扭曲配置。对此,政府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作用更加凸显,即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急需破除,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精准施策。归根结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     

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风险的影响——资本流向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SSCI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自由流动紧密相联。回顾历次金融危机与风险事件,其均伴随跨境资本大量流入流出。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可归结于货币危机风险与银行风险。实证结果显示：资本流向对上述风险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直接投资流出、证券投资流入均加剧了货币危机风险与银行风险。因此,除保持较高速经济增长水平、提高本国贸易开放程度之外,需要关注美国利率走势及其对本国货币危机风险的影响,同时应加大对资本流向的跟踪与分析力度。     

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来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证据

本文运用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企业进出口数据库来构建企业层面的汇率暴露指标,并利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来识别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引致的汇率冲击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提高了企业退出的可能性,汇率冲击能够解释部分企业的退出行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汇率冲击对生产率低的企业的退出影响更大,起到了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这表明汇率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发挥了作用。此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汇率冲击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企业融资能够缓解汇率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文中把国内知识资本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以及国外知识资本分为进口和FDI溢出知识资本,以130个经济体198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依据系统聚类法将130个经济体划分为创新领导型、创新追赶型和创新缓慢型三类俱乐部样本,运用宏观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对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内知识资本和国外知识资本的溢出都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同知识资本要素对不同创新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研发资本、技术资本和FDI渠道对创新领导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追赶和创新缓慢俱乐部;人力资本和进口渠道对创新追赶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领导和创新缓慢俱乐部;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差距对创新缓慢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领导和创新追赶俱乐部。我国正处在创新追赶型国家向创新领导型国家转变的重要阶段,创新政策的重点应促进国内外各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能力,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