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澳大利亚监管科技:现状及经验

作为金融业和金融监管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对金融科技积极布局,大力发展监管科技。文章基于监管科技的理论架构,探讨了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监管架构、监管科技的发展和实践,描绘出澳大利亚监管科技的发展图景。文章认为,澳大利亚监管科技的监管框架明晰,三角互通发力;行业指引详尽,重视信息反馈;并且积极探索创新,寻求双边合作,这些经验对我国监管科技的发展有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研究——来自欧盟的监管启示

作为传统金融产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深入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在发展中既面临传统金融风险,也存在底层技术风险.因此,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难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难以平衡等问题.文章以欧盟金融科技监管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欧盟金融科技监管的法律规范制定、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特征与优势.结合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构建了中国金融科技协同监管体系,并分别从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的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手段与法律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路径.     

英国监管科技(Regtech)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

监管科技(Regtech)是监管(Regulation)与科技的(Technology)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国内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但同时又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对传统金融监管造成了冲击,监管科技的必要性随之提升。基于最新数据资料,分析全球监管科技的发展现状;选取英国为典型案例,研究英国监管科技的创新实践,如监管沙盒、TechSprint活动、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等;基于中英两国的创新实践,提出促进我国监管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监管科技顶层设计、增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中国的监管沙盒体系。     

科技经费的监管模式研究

科技经费的监管显得越来越重要,主要决定于：一方面,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另一方面,我国有限的科研经费经常“跑冒滴漏”,利用率低下,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再一方面,我国正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投入强度将快速提升（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1.41%提升到2020年的2.5%）。分析了科技经费背后的不端行为,探讨了3种科技经费监管模式,并提出了切实加强科技经费监管的对策。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对金融集团的监管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是建立在反复征求业界意见和研究监管实践的基础之上。监管目标和监管对象明确,同时融合新巴塞尔协议、金融集团监管论坛关于对金融集团监管的原则,是对后续各种类金融集团进行审慎监管的积极尝试,对于正在探索金融集团监管的国家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科技发展与伦理调控

科技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享受。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必须加强伦理调控和科技人员道德素质教育 ,使科技朝着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情况

澳大利亚的科技决策和管理体制是一个联邦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多层次的体制。联邦政府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发展计划，资助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各州和地区政府管理和资助本地的农业、卫生、环境和能源领域的科技工作。联邦教育、科学和培训部是澳大利亚政府主管科技工作的主要部门，负责制定国家研究和创新政策；管理国家研究机构；实施国家科技计划；制定基础研究政策，制定与大学基础研究有关的科技计划；负责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科技计划目前，澳教育、科学和培训部管理的国家科技计划包括：创新参与…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但学界尚未从数字经济产业集聚视角展开分析。基于我国30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程度依次减小且存在滞后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强。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多数中西部省市处在“倒U型”的左侧,部分东部省市已经超过拐点值。引入环境规制调节变量后,发现其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U型”影响,且滞后性明显。本文为我国各省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也为提高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现实参考。     

数字辅助下的风景园林：2000—2020年 中国数字景观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态势研究

当下，“数字景观技术”已成为风景园林领域中辅 助景观量化研究与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纵观中国近20年间 “数字景观技术”的发展历程，以检索出的中国知网收录的 15 177篇相关研究论文为基础，对文本数据内在信息进行深 入挖掘，将“数字景观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总结为兴起期、平 稳期和蓬勃期3个阶段，由此对“数字景观技术”研究的区位 拓展特征、所适用的热点议题，以及研究发展态势3个方面进 行详细探讨，由此总结出我国“数字景观技术”在风景园林领 域的运用与发展规律。1)研究发展途径：网状发展结构，院 校间协同联动，跨学科趋势明显；2)研究关注热点：多元议 题共生，战略规划引领，化解特定地域问题；3)研究发展态 势：持续迅猛前行，结合科技革新，应对阶段发展。     

数字技术、经济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经济效率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以及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形成间接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建议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低碳技术的价值伦理问题研究

低碳技术具有工具内涵和工艺内涵,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温室效应给环境和气候造成的极大危害,但是低碳技术也引发了价值伦理问题。基于低碳技术的哲学反思和思想根源,探讨了低碳技术存在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技术意志剥夺了人的主体性,科层制、技术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断裂等问题。通过分析低碳技术的属性、人的主体性及伦理问题的责任者等原因,从打破传统伦理、树立整合多元主义的伦理观点、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及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四个方面重构低碳技术的伦理价值。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澳大利亚海洋科技进展综述

本文较详细地报告了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海洋科技计划以及最新出台的海洋科研与创新战略,介绍了开展海洋科技研究的相关机构,阐述了海洋科研所取得的一些主要成就以及正在开展的前沿海洋科研活动,并对我国海洋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供参考。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诚信视角下的税收伦理问题探讨

诚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税收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税收的保障,税收伦理与诚信相互依存,这种关系为我国税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非诚信纳税问题不可忽视,针对非诚信纳税,提倡诚信光荣的纳税美德、培育以企业为核心的税收规范．为形成制度化纳税文化体系提供对策和依据。     

技术受限环境下我国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模型研究

我国包括国家关键技术在内的技术发展活动处于一个复杂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技术强国由于各种原因,在对我国技术出口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在进行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时主要以专家集体决策为主,且很少系统考虑我国技术受限因素。目前,国内在考虑技术强国技术出口限制因素的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及创新的理论方法上,是一个难点和空白点。把技术强国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因素作为我国国家关键技术选择与发展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入研究了我国基于技术受限的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模型及其优越性。最后,对我国基于技术受限的国家关键技术创新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展望。     

科技人才伦理管理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科技人才伦理管理构成维度及其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假设模型,对北京中关村42家高新企业实际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高新企业科技人才伦理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报告了高新企业科技人才伦理管理构成维度及其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现状。通过对科技人才伦理管理构成维度的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探测出高新企业科技人才伦理管理由公平公正、民主参与、学习创新3个维度构成;通过对科技人才伦理管理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查,运用相关分析方法,验证了科技人才伦理管理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进而分析了科技人才伦理管理各维度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文章反映了高新企业开展科技人才伦理管理的重要性问题,取得了高新企业科技人才伦理管理由3个维度构成及其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的研究成果,给出了高新企业应该重视和积极开展科技人才伦理管理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