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地区初中阶段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反映家庭经济约束条件的土地面积、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反映子女教育负担的教育支出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的影响较小。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质量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基于子女异质视角下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子女特征为基础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逐渐增加,而文娱消费支出逐渐减少。第二,整体而言,有女孩的家庭在日用品与衣物上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第三,在中青年阶段的家庭中,有男孩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男孩的家庭;而在中老年阶段的家庭中,有女孩或女孩较多的家庭在教育消费支出方面要高于没有女孩或女孩较少的家庭。第四,中青年家庭在交通、衣物与水电消费上的支出显著高于中老年家庭。第五,在中老年阶段的独生女儿家庭中,贫困户的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显著低于非贫困户家庭;至多有两个孩子且有男孩的家庭对未来购房的意愿强烈。此外,本文验证了收入质量在家庭生命周期对食品消费、教育消费以及衣物消费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基于农村居民秉赋视角的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来自湖北省A市L镇的实地调查数据

当前文献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缺乏基于农村居民视角的分析。利用实地调查数据,本文从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纯收入等秉赋方面分析了各类群体在农村文化生活现状、对文化建设的感知与期待方面的差异,探讨了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秉赋的异质性使其在文化活动方式选择、文化资源利用、文化信息接收渠道、文化消费支出、文化参与意愿等农村文化建设的诸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效率。     

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是否有不利影响?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相比,"仅父亲外出"显著改善了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仅母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因务工外出"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而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母亲因务工外出"会有利于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     

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建昌县的调查

本文基于国家贫困县之一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年教育投资费用、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中等教育投资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年限、子女性别、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上学、家庭人口数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母亲在家庭教育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决策权,母亲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助学贷款制度的不断完善,家庭经济收入已不再是影响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财政支农支出如何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经济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在影响机制上,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化水平,进而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化水平提高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过去各年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上,相比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方面的政策倾斜,对促进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和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具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反映个体客观状态与特征的年龄和个人年收入水平、反映经济支持境遇的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反映生活照料境遇的是否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以及反映情感慰藉境遇的心情烦恼时家人的反应,都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个人年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为子女供养、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和心情烦恼时能得到家人关心与安慰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理性",而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境理性"。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教育期望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期望与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后,子女教育期望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排斥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弱化作用。子女教育期望是维系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既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也要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提供通道,从而有效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价值观影响

随着中国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措施的逐步落实,家庭贫困因素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家长不正确的价值观值得关注,但缺少规范性的实证研究。对某贫困县农户调研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影响甚微,农村家庭家长安土宿命观、功利主义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物质主义、利他主义、教育人文观则对教育投资表现出了正面效应。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因素。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差、日常生活能力(ADL)越差和配偶去世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与子女一起居住;他们主观意愿上更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显示这些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有更高的需求;经济收入高低和是否有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主要是可以得到子女的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支持并不能替代他们在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养老需求。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本文研究了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家长具有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强烈动机,在由家长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家长之间可能互为参照,因此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相互影响。子女随迁入学有助于重构农村家长的参照对象,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sobel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村家庭相比,随迁家庭面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为所在班级的其他家庭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在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总效应中,14%～32%经由家长的同群效应(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渠道驱动。     

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西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的调查

本文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区雅安市雨城区12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人均纯收入、耕地利用方式、对农村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对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意愿影响显著,农户类别、家庭基本支出比例等因素对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意愿影响不显著.     

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分析表明：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近十年来农村居民的实际医疗保健支出增长极其缓慢,农民对健康的投资严重不足。在总体支出水平低下的同时,地区之间的健康投资差距扩大,农村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健康投资不足削弱了农村居民改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增进自身福利的能力,致使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困病返贫的现象凸现。本文从收入水平,医疗费用,医疗卫生可及性与可得性四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支出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

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否显著影响农户的支出总量及其结构需要实证的检验。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考虑了融资需求,重新定义信贷约束,使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发现,正规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支出总量。相反,民间借贷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得知,正规贷款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入,降低储蓄的持有度,不仅提高了农户的食品消费,而且提高了教育投资,进而拉动了支出总量。然而,生产性的民间借贷和非生产性借贷对农业投资存在相互抵消作用,使得家庭总体民间借贷对消费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