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反思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种环境资源正不断进入市场领域。然而种种现实表明,环境资源在进入市场运营后的状况却令人堪忧。这种后果无疑是与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密切相关的。 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具有“一元制”的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成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这构成了我国环境     

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反思

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具有“一元制”的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成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这构成了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表面上看来,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中的产权主体清晰——国家和集体拥有所有权(尽管后者在具体实践中已沦为前者的附庸)。可是在这种制度下,环境资源一旦进入运营阶段弊端就出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论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功能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功能是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整个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作用,是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内在的并与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内在属性相联系,适当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内在功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有效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可以促进环境资源合理定价和有效配置、激励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     

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

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政策手段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杠杆，环境刑事政策作为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惩治环境犯罪的策略和方针，近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环境刑事政策既是刑事政策，也是环境政策，既是立法政策、司法政策，也是执行政策，理论上对环境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可以指导决策机关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需要的方略，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一个基本框架

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是界定、配置、行使和保护环境资源产权的一系列规则,主要包括:一是环境资源产权界定和配置制度,包括环境资源所有权、环境资源使用权、环境资源收益权三种权利归谁所有、如何分配以及具体的执行方式；二是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制度,包括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的设置原则和主要内容；三是环境资源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环境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三个层面的保护制度.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构建模式探讨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必须进行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创新,而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构建就是有效的手段之一。根据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构建的制约因素和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当前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构建主要可以采取两种可行的模式:构建排污权交易制度和构建森林资源环境产权补偿制度。     

资源、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以上,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在耀眼的光环背后,不可否认的是,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当前,总量日益庞大的中国经济在前行过程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高消耗、重污染、资源利用率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中国的发展之路愈走愈窄。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很明显,如果不能突破资源、能源、环境所构成的“瓶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常态性水污染呼唤"现代环境产权制度"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机制,就是要深化环境保护改革,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环境产权制度,完善环境权益,突破环境保护的“公地悲剧”,一方面应强调提高政府的管制作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明晰环境产权,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产权制度,通过完善产权制度,调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同时应扩大社会环境权益,形成“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     

协约型环境模式的有效性及其对中国环境管理的启示

本文通过描述和分析协约型环境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对协约型环境政策模式的效果及其实施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评析,指出中国环境政策与环境实践仍处于欧洲环境管理演进历程的初级阶段的现实,对协约型环境政策模式作为“第三策略选择”在中国的环境政策中应用的可行性展开了讨论。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讨论综述

“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将我国学者近年来有关“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的讨论做一综述,以期推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保护"全球公域"的法律问题

根据国家管辖范围,国际环境和资源可以分为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和资源、由两个或多个国家共享的环境和资源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环境和资源三个类型。前两个类型由于有国家主权的支持作保障,相对容易得到保护,第三类型的环境和资源,尤其是其中比例较大的被称为“全球公域”(theglobal commons)则保护较为困难。保护“全球公域”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环境对于全球环境质量的保护和改善至关重要,还在于“全球公域”的保护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如“全球公域”的保护对国家主权概念产生的冲击;“全球公域”的损害是否可以防止,又由谁代表“对一切人的共同利益”来防止?这些都是“全球公域”保护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从公地悲剧看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

现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资源消耗严重,在解决资源浪费、使用不合理以及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问题上产权制度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对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加以分析,并提出些许自己的看法。     

论"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内涵与运行框架

本文根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概念,描述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性质．阐述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的具体内容．构造了“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运行框架．运行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公路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交互作用,公路交通系统与资源、环境利用之间的协调,公路交通系统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协调．     

中国的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解决发展与环境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任务。但就目前现有的环境和发展理论而言都有根本性缺陷 ,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因而本文把中国未来环境、资源和发展问题归结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问题。这一提法的要义在于强调中国“发展是硬道理”的过渡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道路只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大视角下才能被正确理解和最优化其组织过程。这也是绿色生产力概念存在的必要充分条件。“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理论不是排斥现有“绿色”和“发展”的相关理论 ,而是在中国实践之上的一次理论综合     

工业现代化与资源环境管理——2004年资源与环境经济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地质大学主办，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协办的“资源与环境经济论坛”于2004年11月9—10日在武汉召开。6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工业与资源环境管理、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