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重商主义与西方重商主义关于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的重商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末期所形成的对货币(金银)的追求,是西欧当时很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在历史上也出现过重商主义的萌芽,但总是发展不起来。以中国的历史背景原因为着眼点,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往来等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论述,加之和西欧国家发展重商主义的背景原因略作比较,旨在阐述为什么重商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     

重商主义刍议

本文围绕重商主义探讨了四个问题：一是传统重商主义的历史沿革,时间起止于16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期;二是传统重商主义对新中国的启示,尤其是对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三是冷战后的新重商主义思潮,主要以吉尔平、克拉斯纳和斯特兰奇为代表人物;四是中国崛起前的重商主义之争,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者对重商主义的妖魔化。     

浅论当前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误用——兼论中国经济政策的正确定位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然而,重商主义是特指15世纪至18世纪初期以金银货币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所以,当前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经济学说都不可能是重商主义。学者们不以价值论作为判断不同经济学说的依据,于是就将当前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重商主义混为一谈,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相对立,也将重商主义与货币数量论相对立。这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误用。     

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最早理论,产生于社会转型明显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国家利益,重视财富的积累,固守贸易顺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重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抑制进口不仅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抑制了国内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对重商主义思想的回顾对当前中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重商主义的弊端与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出口创汇”型的重商主义政策与中国经济相结合,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积累外汇储备这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的局限性使政府开始思考,中国的经济政策从早期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逐步转变为进出口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中性目标,以此来平衡贸易收支,缓和与他国的贸易摩擦。     

浅析重商主义在中国之祸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这些举措都具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然而,中国与西欧国家不同,重商主义思想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危害,包括外汇储备大幅缩水、民族品牌受挫、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亟须我们解决。     

“新重商主义”的兴起以及物流经济学的破解

“新重商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重商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第一利润源”（资源领域）和“第二利润源”（人力领域）的潜力越来越小。在这种背景下,必须从物流经济学入手,开拓“第三利润源”——物流领域,从而破解“新重商主义”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困境。     

从重商主义角度探讨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创汇”为原则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给中国外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中国外贸模式出现了诸多的弊端。中国对外贸易模式应该适时的做出相应调节和变化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     

国际贸易纠纷的重商主义视角分析——以中羡贸易顺差为例

文章以重商主义的视角分析当前国际贸易中的纠纷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长期重商主义影响下中国的出口战略带来了巨大的顺差,成为造成两国纠纷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出口战略中的重商主义表现以及这种战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即增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外汇缩水;同时还加速了中国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扩大初级产品的进口;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改善出口产品结构等。     

重商主义流通思想探析

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都是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方法方面,其看法与主张不同。     

“过渡期”后我国外贸战略创新的探讨

"过渡期"后,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显著增强的新形势下,由于我国外贸发展现存的缺陷等原因,我们需要创新外贸战略,建立出口促进和产业保护的新型长效机制,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优势基础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到科技、品牌、企业素质和国际规则构建等综合经济优势上来,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的位次,向贸易强国跨越。     

论融入国际产业体系中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与国际产业迁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是互动演进的关系。本文通过理论思维的辨析,将国际产业迁移与“中国制造”的扩张相结合,探析投资、商品和要素流动的相互转化,在新形势下寻找中国外贸产业发展的轨迹。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三农问题"的缓解会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吗?

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工资成本.依赖FDI和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我国形成了低成本扩张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和"三农问题"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三农问题"的缓解,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并不一定会降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转变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而且能够协调互动.     

外贸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巴格瓦蒂假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是自然产生的,"溢出效应"是否产生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一定的经济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的外贸政策.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3年的年度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贸政策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原因是我国外贸政策体制是以重商主义的"出口创汇"思想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这使我国的外贸政策仍属于一种保护型政策,因而不利于外商在华投资溢出效应的发挥.     

贸易保护与政治利益关系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一直存在着贸易保护与政治利益的复杂关系,无论从重商主义时期贸易保护的观点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对幼稚工业的保护和发达国家对衰退产业的保护,无不体现了政治利益在贸易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自由贸易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但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底线,必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自由贸易并存.     

基于VAR模型的中欧贸易“J曲线效应”实证分析

欧元作为一种新兴世界货币既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权重货币,由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故欧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欧贸易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1999—2008年间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数据和中国与欧元区贸易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方法对欧元汇率变动对中欧贸易相对差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兑欧元的贬值初期会引起中国对欧元区贸易收支的短期恶化,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我国对欧元区出口数量增加,贸易盈余趋于稳定,中国对欧元区贸易存在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     

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分歧的焦点是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条件又直接取决于一国技术水平进步的速度。虽然较低技术水平的商品客观存在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来优化自己的贸易条件。随着技术链的拉长，传统的重商主义或进口替代加自由贸易两阶段技术赶超模式已过时，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应该根据一国资源有效配置原则分为自由贸易、有限产业政策、有限战略性贸易政策三个阶段。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要求采取第二阶段战略，才能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     

Implicit Mercantilism,Oligopoly, and Trade*

The authors propose a new model of trade between developing and advanced economies to capture the effects of important asymmetries in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ir industries. This model demonstrates how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 developing economy can evolve to produce what the authors call “implicit mercantilism.” Free entry plus domestic oligopol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when combined with competitive behavior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enerates several distinct stages of mercantilism hitherto unrecognized in the literature. Each stage has its own pattern of interaction with a competitive trading world. As the production costs and techniques of the mercantile society converge to world standards, its citizens will first lose from this progress, only later to gain. Both effects are due to certa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me prices and world prices, newly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the structure of Asian economies, and to policy debates about their reform.     

"新区域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冲突及协调

"新区域主义"蓬勃发展使WTO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文章解析了"新区域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背景及原因,指出了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冲突根源,厘清了多边贸易体制通过管理区域贸易协定以协调二者冲突的行事思路,并根据上述研究重新定位了"新区域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