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负向效应在环境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但若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有效,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粗放生产,进而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上述结论表明,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环境保护制度,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会对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公众和保险公司的作用,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促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相对积极的经济后果。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公司价值吗?——基于新《证券法》修订事件研究的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方面可能通过风险兜底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以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继而降低公司价值.本文通过2019年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导致公司诉讼风险整体增加这一外生冲击开展事件研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决策的选择偏差,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样本组在新《证券法》通过期间具有显著的市场价值增加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效应在风险水平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激励效应,鼓励公司适度承担风险,积极研发创新以及兼并收购等扩张性活动以提升公司价值.本文研究为识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价值的净效应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研究场景,探究了董责险对公司价值的可能影响渠道,同时也为现有法制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作用提供了部分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提升公司绩效是国际金融与公司治理领域争议的热点话题。尽管国外学者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经济效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基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很少。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保险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框架剖析了上市公司是否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年限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与盈利水平;但随着认购年份增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市值及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降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我国上市公司及投资人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认知与理解,为监管部门规范引导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使用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董事责任保险研究综述

董事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中职业责任保险的一个特殊险种,其作为保护公司董事及高管和改善公司治理效力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对冲的主要手段之一.董事责任保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的完善起着有效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关董事责任保险的文献研究不仅促进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必然也会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本文通过循序法、分述法来系统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研究,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对于董事责任保险未来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CEO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倾向: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CEO知识资本的视角探讨企业创新倾向的发生机制,以及高管激励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上交所130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CEO知识资本、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倾向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倾向显著正相关;权力激励和权益激励分别对企业创新倾向产生负向和正向影响...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政府治理、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连锁任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与关系治理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且管理层关系治理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治理与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经理的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内部董事和经理呈现出正面效应,而独立董事则呈现出负面效应。因此,企业既可以借助"地利"政府治理,也可以搭建"人和"管理层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采用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海外经历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影响路径受到融资约束的前半路径调节和政府补助的后半路径调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述影响路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立,在衰退期不成立,融资约束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前半部分调节在成熟期成立,政府补助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后半部分调节在成长期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管理层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黑箱”,拓展管理层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激励的中介作用

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对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战略意义,而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体,权力高的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晰.以2010-2017年6453家深证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探讨管理者权力、高管激励和企业创新三者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Sobel检验证实中介效应显著并采用IV-GMM估计来消除管理者权力的内生性来源.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权力高的管理者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高管薪酬在管理者权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不存在中介作用.研究为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战略激进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会计信息可比性存在"壕沟效应",其作用呈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38.9％时,体现为"利益协同"效应,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当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38.9％时,体现为"利益侵占"效应,降低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且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其中发挥了负向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通过企业战略激进度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大,且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弱化监督与治理功能.该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实践上对改善公司治理、 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角度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海外经历促进技术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如何发挥好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这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重要载体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明显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有三条影响路径：一是有效增加了管理层多元化,降低了管理层短视问题;二是提高管理层的自信水平;三是优化了创新要素配置结构,提高高素质人力资本比重,增加研发资本要素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对高技术企业和大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激励更强。本文为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及“人才强国”两大战略提供了政策参考。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