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低保中错保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

从参与就业、工作时长、小时工资和月工资分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错保家庭劳动力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之间在就业参与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错保家庭劳动力的月工资、月工作时长和小时工资都显著低于非低保家庭劳动力的水平,这体现出低保对错保家庭的劳动力具有显著的劳动力供给负向激励。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错保家庭劳动力和非低保家庭劳动力在月工资、小时工资上的差异主要由结构特征决定,个体特征效应的作用低于50%。基于此,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在救助目的、配套福利政策以及审核违约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应对相应的就业激励政策进行研究,以促进低保家庭的劳动供给。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最低工资水平对城镇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基中国于2004~2011年的实证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就业成正相关,而中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分部门来看,城镇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与当期最低工资水平成正相关。城镇化发展对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最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投资水平对其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进一步理清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就业效应,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服务规模经营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632份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河南省632份调查问卷所得数据,分析小农户参与服务型农业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运用Probit和Logistic计量回归模型对小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或有闲置劳动力均可以提高小农户参与意愿的概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较高、非农收入水平较高、兼业程度或受教育程度较高均会降低小农户的参与意愿;农地地理特征差异会导致以上影响效应不同,尤其是非平原或山地地理特征的农地会强化以上影响(正向或负向)效应;离城镇距离较远的地区,农户参与意愿反而较高,但在非平原区域这种效应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所以,针对不同人口规模家庭应制定不同的引导政策,实现多元化农业规模经营业态;赋予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农地流转功能,引导其市民化或就地城镇化;鼓励高人力资本劳动力返乡,培育农业经济发展领头人;基于农业区位不同和农地特征异质下的农户意愿,采取适宜的现代化经营模式。     

城乡差异视角下养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CS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分析养老负担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养老负担降低了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养老负担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地区有养老负担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项目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没有养老负担的家庭,而农村地区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城镇有养老负担家庭在家庭设备、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项目的消费上比农村家庭更富有弹性,城镇家庭的抗养老压力能力比农村家庭要强。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一度成为农民主要的生活保障,由于土地对农民收入的保障程度逐年降低,农民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对拥有土地的农民,政府一方面应赋予农民永佃权,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与城镇统一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社会保障。对于失地农民,政府应积极地解决他们的就业创业问题,并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     

快速城镇化中政府行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基于天津“宅基地换房”试点镇调查的博弈分析

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是其市民化的关键。对天津4个“宅基地换房”试点镇的调研表明,“换房农民”换房后虽然平均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的增长更快,净收入有减少的趋势;而其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有50.67%的劳动力没有工作,有36.44%的家庭依靠政府补贴生活。对政府行为与“换房农民”就业的博弈分析表明,一次性货币补偿过多或提供的失业保障过多,都会降低“换房农民”的就业意愿,而政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则可促进“换房农民”的就业。因此,政府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失地农民多渠道安置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适度的失业保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提高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概率,并降低其找工作的成本。     

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

在分析中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严峻性的成因和现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的配套改革及其体系建设,并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     

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与计划生育保障体系研究

新型生育文化在我国已逐步形成，并且对稳定当前低生育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一般由制度层面、习俗层面、观念层面和发展层面的建设构成。计划生育保障体系是国家为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建立起来的各种保障制度和措施。建立和健全计划生育保障体系既丰富了新型生育文化的内涵，又为新型生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实证检验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日益上升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食品安全规制是政府对食品行业进行管控的主要手段。文章采用系统聚类法对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文章就食品安全的隐患和规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析内网安全认识上的误区

针对内网安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做出具体分析,指出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安全管理对策,降低内网安全威胁,保障稳定、安全的内网环境。     

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两个维度实证研究社会保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中提高覆盖率可以明显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消费意愿,提升保障水平则因对居民收入支持作用明显而能促进消费.在当今形势下,政府首先应致力于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同时应通过改变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居民保障水平,...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基础建设研究

我国证券监管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证券监管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从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证券监管体制、市场规律、国际间证券监管的合作等方面着手，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基础建设。     

湖南省粮食安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其粮食安全状况对区域乃至全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综合考虑粮食供给、粮食消费、粮食储备和粮食外调因素,构建＂粮食安全指数＂来衡量区域粮食安全状况,并对湖南省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1996—2009年的粮食安全水平处于基本安全及以上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单位耕地产出水平是影响湖南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粮食消费量、粮食储备量和粮食外调量相对稳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不明显,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将明显增加,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     

传统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组织形态的影响

华人家族企业已经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通过探讨传统文化对其组织形态形成和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其取得成功的优势所在及其固有劣势，兴利除弊，才能使其在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背景下，适应环境变化并发展壮大。     

构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

养老保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混合产品 ,其制度的构建 ,不应仅仅局限于各类企业 ,还应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 ,乃至农村的农民。制度的建立应具有全面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时效性。     

家族制企业管理专业化路径探析--以家族成员专业化为例

中国家族制企业做大做强,需要突破的瓶颈是管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由家族化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过渡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家族制企业的管理专业化路径和取向是多样性的,家族成员专业化作为实现管理专业化的路径之一,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是适合我国东方文化、家族制企业规模与经理人市场水平的家族制企业管理专业化的可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