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制度质量作为国家比较优势的来源，可能导致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不对称影响。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通过构建动态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标，论证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出口国对进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就提升3.65%。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国的制度质量是区域贸易协定深度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作用机制，但该机制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该机制无法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光电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Ti VA和WIOD数据库,本文对光电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测算了1995~2011年全球40个经济体光电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和位置指数,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世界上大部分经济体光电设备制造业GVC参与度提高了,而位置指数却在降低;GVC参与度与位置指数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其次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全球31个国家2000~2009年光电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从31个国家整体来看,GVC参与度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各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参与度的提高会降低对就业的需求,且GVC后向参与度越高,所需的本行业劳动力就越少;发达国家前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导致本国就业的减少,发展中国家前后向参与度的提高均会导致本国就业的减少;而GVC位置指数、发达国家后向参与度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度量、机理及影响因素——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研究对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高质量对外开放战略制定意义重大。从农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演进、升级度量、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高前向参与度、低生产跨境次数和购买者驱动的特征;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通过反映增加值获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或综合能力的指标度量;进口学习、投资溢出、标准转移及企业网络能力的知识溢出效应是实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渠道,表现为加工与生产专业化两条升级路径;一国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及生产性服务投入、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营商环境等都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作用。针对当前研究不足,提出进一步揭示升级的复杂性机理、多元化路径、异质性影响及生产性服务效应的展望。     

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差异化影响

文章首先总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制,然后结合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从个体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制造业工人工资。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高技能工人、非生产性工人、外资企业工人以及中东部地区工人工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上述发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并且面临着被低端锁定的困局。     

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TiVA数据库，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及全球价值链分解法，测算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输入和输出均与制造业GVC地位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弱化了国际产业输入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关系，后向参与度强化了国际产业输入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前向、后向参与度对国际产业输出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曲线更平缓；国际产业输入和输出协同会促使其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倒U型曲线较基准回归结果更陡峭。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大分散与小集聚：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产业的集聚,而且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工业产出集聚与就业人员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存在互补效应,但该互补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后由强变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均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起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将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俄产业合作研究

使用2021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采用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度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萎缩”、新旧全球价值链交替过渡期以及国内大循环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俄罗斯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并不稳定。中俄之间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服务业互补性相对较弱。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战略东转”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萎缩”“重叠”“断链”迫使中国亟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俄开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传统能源产业可构建生产商或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低技术制造业可采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合作,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采用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合作模式。     

社会要求·个人内修·环境外塑——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三维思考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的之一。公众参与及参与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公众内在素质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客观环境。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依据,积极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能力等内因,不断完善参与方式和渠道、参与制度建设等外因是提高我国社会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国外有关顾客参与的研究综述与发展方向

顾客参与已成为近年来国际营销学研究热点之一,西方学者针对顾客参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对顾客参与的概念界定,顾客参与的过程和构成维度,企业管理学和服务营销学角度中有关顾客参与的角色,顾客参与的各种投入和强度等方面的国外顾客参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对顾客参与概念、顾客参与维度和测量均未形成一致观点,顾客参与的角色不清晰,缺乏系统、动态视角的观点。未来研究中应准确定位顾客参与的概念和维度,探索服务员工对顾客参与的影响、参与结构的效用,重点推进服务供应系统的顾客参与,关注服务供应环境。     

农业保险投保率变迁的进化博弈分析

农业保险投保率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渐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农业保险制度的效率决定了投保率变迁的速度、方向与均衡;投保潜在收益的大小、潜在收益被发现的难易程度及模仿对象的多少则是影响投保率变迁和均衡形成的关键因素。投保率缓慢但稳定的提高是农业保险可持续的保证,而迅速但不可持续的提高则是农业保险改革要克服的痼疾。     

云南鹤庆新华村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社区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体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社区参与旅游产业的能力与社区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通过对鹤庆新华村的调查研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讨论分析村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的特点,以及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国渐进改革下政治参与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政治参与水平是反映一国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参与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不成熟之处,但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落后,而必须结合渐进改革这个大环境以系统眼光对之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基于此,文章紧扣改革大环境,重点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设计、转型时期的大量人员流动以及不同政治文化的交融这三个关键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这对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我国现阶段政治参与的发展轨迹,正确制定政治参与的发展策略有着重要意义。     

青年网络公共参与意识及形态分析

青年作为网络公共的主体，其参与意识逐步增强，参与形式日益多样，表现出诸多特性，并在众多社会事务领域拓展其参与空间，对青年社会化和社会公共管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以云南腾冲县和顺镇为例

以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为例，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分析相关旅游规划的实效，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参与策略、参与机制问题，为我国各地合理制定旅游规划和开发旅游提供建议．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困境及创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弥补政府失灵,提高公共政策的品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但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善,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官僚制之下的“责任困境”使得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陷入困境。为此,必须对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制度与参与方式进行创新,以形成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公民参与。     

政府决策参与体制研究的现状、趋势和总体系统观

研究政府决策参与体制 ,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文章在决策参与体制的基本概念和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研究概况的基础上 ,阐述了体制形成和运作的理论假设 ,指出研究政府决策参与体制必须实现管理哲学从整体系统观向总体系统观的转变。     

居家养老服务保障参与度的评估与分析——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

文章根据研究背景和经验理论提出假设，然后利用交互分析，找出居家养老参与度的影响因素，把被调查群体按不同年龄段和城乡分布分类，检验各个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和稳定性，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