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第一”的口号值得商榷

<正>中国工商银行去年十一月发了一个关于切实改进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主要精神在强调银行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提出今后改进意见.文中第二点意见提到:牢固树立“存款第一,顾客第一,服务第一,信誉第一”的思想,坚决纠正忽视服务的倾向.在贯彻执行中,有些地区、有些行处,把“存款第一”作为服务宗旨、业务方针、改革设想的口号,在系统内外广为宣传,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不免产生副作用,因而成为银行内部有所争议的一个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存款第一”的口号值得商榷.     

也谈“责、权、利”提法问题——兼与张根学同志商榷

信用社体制改革建立经济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时,竞究提“权、责、利”相结合好,还是提“责、权、利”相结合好?从表面上看只是“权、责”两字位置先后问题,没多大意思,实际上能有个准确的提法,并能理解其意义,对于搞好责任制是有益处的。自拜读《农村金融研究》83年增刊第2期封底刊登的张根学同志《关于“权、责、利”的提法小议》一文后,更感到弄清这一提法的重要性。现谈点粗浅的看法,兼与张根学同志商榷。     

银行究竟能不能动用存款?——与吴安民同志商榷

吴安民同志在《银行创造自身资金来源两个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中提出,银行存款"并不是银行手中的钱,而是存款者手中的钱,既然不是银行手中的钱,那么就不存在着银行用存款的问题,存款对银行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动用一文"(见《金融研究》1984年第7期第25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对此,笔者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共同研讨。     

谈谈异地委托收款结算方式的利弊——与韦永光同志商榷

自党的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生活中,已出现多种多样的交易活动形式。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经济活动的需要,银行便于收款单位主动收取款项;增加了一种灵活的、使用范围广泛的委托收款结算方式。它具有下列一些优点:1.适用范围广泛,提供条件放宽。凡银行(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的单位,对商品     

也谈“合理”与“合法”——兼与徐立东同志商榷

《上海会计》1992年第1期刊载了徐立东同志的《浅议“合理”与“合法”》一文,看后深受启发。该文指出会计人员、审计人员在受理、审查财务支出时应当注意合法而不合理的财务支出,确是十分必要、非常正确的。但该文在论述合理而不合法的财务支出时认为:对“确实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或者避免了财产损失”的,“应当酌情通融处理”;“对超过了开支标准和扩大了开支范围,但确实是合情合理的,应予支持”。笔者不敢苟同。现谈谈我的看法,     

浅谈“存款第一”口号的片面性

<正>《福建金融》前几期就“存款第一”的口号发表了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读后亦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谈谈银行存款与贷款的关系问题.银行是办理存、贷、汇兑和储蓄业务的金融机构,存款是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也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无存款、贷款也就无从谈起,支持生产和促进流通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如果只单纯地吸收存款,而不注意有选择稳妥地发放贷款吸收的存款也就失去了意义.存款与贷款的关系,是银行信     

也谈“职工权益”——与马晓芳同志商榷

贵刊１９９７年第７期载马晓芳同志《建立“职工权益”会计要素,体现社会主义会计特色》一文（以下简称《建》文）,对“职工权益”的核算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有一定新意,也很有现实意义。但其中某些具体观点和提法,笔者认为欠妥,值得商榷。（一）《建》文提出...     

“以物抵债”会计核算有新法——兼与栗红同志商榷

贵刊 2001年第三期会计园地栏目刊登了栗红同志的“以物抵债”会计核算方法（以下称“栗文”）一文，从抵债物资的价值等于和低于债务总值两个方面阐述了以物抵债的会计核算。笔者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会出现抵债物资的价值高于债务总值的情况，而该文未涉及。笔者仅就此情况下的会计核算作一补充，并就前两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与栗红同志商榷。 　　一、抵债物资的价值高于债务总值的账务处理方法 　　按我国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债务人以物抵债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应分别以下情况处理：债务人以其存货清偿债务的，应按债务…     

与郑良芳同志商榷

一九八二年《农村金融研究》第七期上,刊登了郑良芳同志的《要重视农贷资金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的文章。经过认真阅读,认为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有道理的,很有研究价值。但是,文章中他所设想的考核农贷经济效益的三个公式,(百元农贷纯收入率;百元农     

“取得债权≠销售实现”无可厚非——与游经元同志商榷

读了《上海会计》1992年第11期刊登的游经元同志《也谈销售实现的时间标志》一文(以下简称《游文》),笔者认为《游文》对赵平安等同志写的《取得债权≠销售实现》一文的质疑不能成立。现谈点刍荛之见, 与财会同仁切磋。 我认为,“取得债权≠销售实现”的立论是无可厚非的。     

“撤站并社” 并非失策——与楼林华同志商榷

<正>《福建金融》87年第7期刊登的(“撤站并社”并非良策)一文,读后产生一些不同看法,特提出与楼林华同志商榷.“并非良策”一文,以五十年代流动服务组的优越性印证信用站存在的必要,以农民手持现金量的增加说明基层服务机构宜伸不宜缩,所说有一定道理,但以此证明“撤站并社”并非良策,说服力似嫌不足.     

对“建立双轨预算”的一点意见——与张洪初同志商榷

我国的国家预算,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有计划地筹集和分配由国家集中掌握的财政资金的一个重要分配工具。在我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是通过预算集中分配的。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是否得当,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充分发挥国家预算在国民     

农村金融系统不可分割——与马珍同志商榷

《金融研究》八六年第十一期刊登的马珍同志《试论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方向》一文,主张信用社脱离农行,改由人民银行直接领导。我认为信用社直接由县人行领导的方案,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1.县人行直接领导信用社是对信用合作工作领导的削弱。信用社直接由县人行领导,将采取何种方法呢?马珍同志设计了县人行通过县联社进行领导的方案,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方案,还必须澄清两个问题:是实行单纯的业务领导呢?还是实行包括人事、业务的全面领导呢?如果是前者,县联社可以负责信用社的人事领导,那么县联社的人事领导交给谁呢?交给党政吗?这就造成业务领导权和人事管理权的分离,事实证明,没有人权,业务领导是难以奏效的。如果是后者,县人行对信用社实行全面领导,与现行农行领导信用社没有什么两样,信用社只是改换门庭而已。首先,从情理上讲不通,目前,县人行对几家国营的专业银行尚不能实行全面领导,而抛开专行银行单独对集体所有制的信用社实行全面领导,岂不是隔着河到井里打水吗?     

关于担保人的选择——与叶亚彬同志商榷

<正> 《福建金融》1990年11月号登载了叶亚彬同志撰写的《浅谈信贷管理法律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文中认为:在保证人的选择问题上,当财政部门对上实行财政包干,并能以节余的财政资金承担民事责任的,完全可以充当贷款的保证人。”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叶亚彬同志商榷。一、从保证人的法定条件看关于借款方保证人条件问题,《借款合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借款方不完全具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条件,但有特殊情况需要借款时,可以提出申请,但需要有符合法定条件的保证人。《条例》对保证人的规     

对“谈资产评估方法”的几点看法——与邵勋同志商榷

《上海会计》1991年第4期刊登了邵勋同志的“资产评估方法廿种”(以下简称邵文),读了以后很受启发。但其某些方法,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一、邵文第七个公式,对于已经提满折旧,帐面价值为零甚至负数,但仍可继续使用的老机器、老设备,采用“因素综合计算法”进行评估。原公式只是把残值调整为评估时的物价水平并扣除无形损耗,没有调整原值,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其完整公式应改为:     

信用社网点改革势在必行——与楼林华同志商榷

<正>《福建金融》87年第7期刊登的(“撤站并社”并非良策)一文,该文作者把信用社网点改革理解为“撤站并社”“收缩网点”是片面的,本文以我市信用社网点改革的成效说明:信用社网点改革势在必行.一、网点改革急不可待.     

无形资产不是固定资产——兼与俞文青同志商榷

贵刊1992年第8期刊登了俞文青同志的《无形资产的计价和核算》一文,该文认为:“无形资产也叫无形的固定资产”意即无形资产是固定资产的一种。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商榷如下     

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兼与罗承熙同志商榷

本刊创刊号发表了罗承熙同志的《货币理论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一文。读后颇受其中许多精辟见解的启发,但同时也对一些观点存有疑问。在“货币与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一节中,作者对货币是发动因素还是响应因素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涉及货币供应控制的有效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略看法,向罗承熙同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