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华技术转移效应的冷思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华技术转移的加强和深入,在增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垄断局面,中国本土企业产生依赖心理,导致本土研发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对促进和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华技术转移效应进行冷静思考,以更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升级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两地区的技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FDI投资对区域技术水平影响的经济动态模型,从中得到的结论是FDI对国内技术的提升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引进FDI能够提升国内的技术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但是受到FDI技术转让、投资技术先进性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从FDI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升的动态运动过程看,相对技术水平升级速度较慢。由此得到了相应的政策启示,鼓励FDI采用先进技术投资,提高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水平,东道国应加大教育支出水平和研发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表明,外商投资经济对1990～1994年期间全球GDP总量的增长贡献率为8．6％,近年来这一贡献率已超过10％,预计今后这一贡献率还会进一步增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79～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4462．55亿美元,数额居世界第2位、发展中国家第1位。     

外商直接投资的人力资本效应分析

运用实证方法分别从积累效应、收益效应和制度效应3个层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应重视发挥FDI在推动我国人力资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把人力资本战略纳入FDI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采取有效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FDI对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贡献度。     

浅析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出发,从经济因素、自然禀赋、法规政策三个方面来分析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进展

伴随国际资本跨国流动加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包括一般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外商直接投资宏观区位和外商直接投资微观区位三方面内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自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以来发展迅速,产生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与流派,但成熟普适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宏观和微观区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和一国内部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具体决定因素及其作用的探讨方面,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的空间依赖效应、动态演化分析、区域尺度细化、国际异同对比和产业分解等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文章认为,这些薄弱之处以及更完善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框架将成为今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重要前沿。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正>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1)海穆和凯德格尔的“产业组织论”;(2)弗纳的“国际产品周期论”;(3)克里克布克的“寡头垄断论”;(4)巴格莱和卡什的“市场内部化论”;(5)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6)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经济学大师们的分析都各有其道理,而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事实上,不同的投资者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难免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投资者,对于不同的投资项目亦会有不同的考虑。 一、对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一般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错综复杂,但并不是无章可循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直接投资动机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在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此时,投资者通常有四方面的考虑:其一,投资企业原来是出口企业,它在本国进行生产,通过出口使商品进入国外市场,但迫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转移,从而投资到国外,在当地设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以便维持原有的市场,或者开辟新的市场。有时候,企业也可能转向没有或较少出口限制的第三国投资生产,再出口到原有市场所在国。?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

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是国际商务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至今此类研究相对匮乏，基本局限于国际管理与营销范畴。本文谋略建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由此清晰展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抉择的影响变量和框架。本文首先描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其次分析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区位变量；再次分析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企业变量；最后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构筑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本文在结论中指出，这一模型不仅对于外商投资者投资方式的抉择有益，而且对于投资方式历史曲线的诠释及其变化趋势的判断均有一定的价值。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将成为主导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对智慧城市发展影响研究

本研究根据2009--2011年33个智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智慧城市指数,并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OLS模型实证分析FDI、人均GDP与智慧城市指数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不管在短期还是在长期,FDI与人均GDP对智慧城市指数影响为正.为促进智慧城市发展,本研究提出要合理引进FDI,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     

上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和发展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始终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开放的重要政策之一,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吸收外资的规模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浦东新区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将上海作为中国一块投资热土。目前,在上海的经济领域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处于一个举足重轻的地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性研究

通过综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理论关系,发现大多数研究都以二者的总额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结论。本文选取1985--2008年作为研究时问段,首先定性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验证其结论,并利用E—G两步法进一步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深度考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FDI企业贸易额、剥离出FDI企业贸易额后的对外贸易额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二者的相关性得出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结论。     

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着眼于湖北省FDI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从环境的角度给出湖北省引资战略的合理依据.对湖北省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检验,表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是环境污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引起了环境污染的加剧,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文章引用最新统计数据介绍了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投资行业、投资地区等现状,指出了当前在引进外资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环境和产业安全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调整产业目录、加强审批和监管、建立产业安全管理机制等。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商越来越注意到我国的庞大市场,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我国政府给予外商更加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资本及其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文章收集了中国2000-2010年10年FDI和GDP数据,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的方法来研究FDI和GDP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性研究

选取了1996—2009年的四川省统计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对四川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四川省FDI与进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FDI的流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海南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海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问题。研究了海南省2001—2011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海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海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一结论,这与海南省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     

两税并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两税并轨对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分布、投资区域、投资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到华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越不断的增加,四川省也在不断地提出对FDI流入有利的相关政策法规,来吸引外商到四川进行投资.本文选取2001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为四川省的FDI提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展望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问题,随着投资动机与引资目标的变迁而日益突出。所以,需要转变研究视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作为今后选择性利用外资的前提;同时,引导FDI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减少对东道国的环境污染,使外资真正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生态现代化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