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传递视角下青年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居民刚需，是青年在大中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微观面板数据建立指标体系，利用代际传递、累积优势、马太效应等理论分析房屋资产对于代际传递的影响，利用分位数异质性分析房产资源代际传递和青年城市定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父代的收入和社会属性对子代财富积累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子代自身社会能力对其财富的积累作用逐渐提升，青年通过自身努力发展可以有较大可能实现在城市购房定居。(2)不同收入层次的青年对父代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其中，中等收入的青年对城市定居的需求更大，其能充分利用父代资源和自身努力实现城市购房定居。(3)具有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财富普遍更高，城镇户籍青年更有可能实现城市定居。据此，提出建议：优化调整税收体系，完善财富代际传递制度安排；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满足刚性住房需求；深化收入体制改革，注重青年群体的发展环境。     

数字鸿沟阻碍农村家庭金融投资了吗?——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接入沟”和“使用沟”问题,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其阻碍机制主要归结为信息传输机制、学习机制和社交机制。这种阻碍作用具有代际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特征,代际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中、老年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高于青年家庭;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而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80后”、“90后”代际特征分析

“80后”、“90后”群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一代大多数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群体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的思想现状、生活方式、代际特征成为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正确、客观认识“80后”、“90后”的代际特征成为最基本的问题。     

代际支持、居住模式与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2020年数据的微观证据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理论视角,运用CFPS2010-2020数据分析了代际支持、居住模式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代际关系随世代变化逐渐趋强,代际反馈模式表现出文化韧性;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子代对父代的日常照料都会显著提升子代离婚风险,但子代对父代的经济支持不会影响子代离婚风险,且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代、城乡和性别差异性;代际同居会显著增加子代离婚风险,降低子代婚姻稳定性,且在不同世代、性别和城乡之间表现出相似性;代际关系对子代离婚风险的影响同时表现出传承性与现代性、工具性而非情感性的特点。     

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其父母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为适应更长远的经济发展,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时期,将要实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来扩大人口规模.也就是说,一代独生子女既要承担起赡养双方老人的责任又要负担抚养多子女的任务.论文据独生子女人口自身的属性、社会责任及家庭结构的变化来讨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女性主妇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

中国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女性主妇化的关注.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性别观念、二元劳动力市场、新经济新技术三个方面解读了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拥有传统性别观念、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缺少家用电器使用的已婚女性更可能成为家庭主妇.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80前”已婚女性主要受年龄、教育程度、户籍、性别意识的影响,“80后”已婚女性主要受居住地、子女年龄和工作行业的影响.     

代际影响视角下的品牌忠诚传承研究

家庭是消费者社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子女品牌忠诚的出现与培育受到父母消费行为的影响,这种父代对子代的消费代际影响使得品牌忠诚有了传承的意义.本文从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出发,分析品牌忠诚代际传承的内涵,研究品牌忠诚代际传承的实现机制,希望为企业塑造消费者品牌忠诚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代际视角下父辈特征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代际特征与代际传递等代际因素能够影响消费行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下,扩大内需、健全国内消费市场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家庭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整体而言,我国家庭消费结构呈现出对改善性消费的偏移.本文关注基于代际视角的父辈特征解释微观家庭消费结构变化,所取得的核心结论为:当父辈学历水平越高,家庭消...     

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04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代际流动问题日益引起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主题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会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的主观评价这·研究假设.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制度性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和个人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显著的.必须在实现与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相适应的基础上构建促进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     

家庭代际支持对城市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家庭代际支持对我国城市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的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与老年人异地养老意愿的选择具有显著相关,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上给予子女较多支持以及这两方面获得子女较少支持、在情感支持上获得子女较少支持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异地养老.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异地养老意愿的关系还受到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未来发展异地养老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人口与居住安排关系研究

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利用2006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通过列联交互表与卡方检验的方法,判断已婚独生子女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性.总体上,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依然以从夫居为主,但也出现了夫妻之间从妻居、父子之间从子居、双方父母之间从独居等新的居住安排形式,这种居住安排与理性选择理论相一致,意味着新生家庭会根据现实需要作出相机选择.比较而言,已婚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父母的需求,而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子女的需求.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人专项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62.98％的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不均衡.模型一显示,与完全没有给予代际支持的老年人相比,给予1项、2项、3项代际支持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不好的发生比较低;与完全没有接受支持的老年人相比,接受2项代际支持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不好的发生比更高;与代际支持均衡的老年人相比,代际支持不均衡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不好的发生比较高;代际支持的均衡性与代际交换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自评健康不好的发生比就分别下降8％和9％.给予代际支持、代际支持均衡性与代际交换强度对健康均有显著的影响,未来的老龄政策应大力鼓励向下的代际支持、提升代际支持的均衡性、增加代际支持的交换强度.     

住房财富与旅游消费——兼论高房价背景下提升新兴消费可行吗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居民家庭以房产为主的财富分布严重不均衡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已成为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矛盾,对此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家庭新兴消费为对象,研究高房价背景下提升家庭新兴消费的可行性.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财富增加显著地提升了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在时间趋势上,家庭获得住房产权时间与旅游消费呈现“U”型关系;在微观机制上,住房财富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而抵押负债效应(房奴效应)并不显著;家庭旅游消费扩张没有影响到家庭必需品和耐用品的消费,但却挤出了培训教育等其他新兴消费并会降低家庭新兴消费在总体支出中的比例.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父母的居住方式安排、养老依靠对象存在子女身份上的显著差别,相比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更希望和子女居住,更倾向依靠自己养老;而在居住地点安排、养老经济打算上没有显著差别.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父母的居住地点安排、居住方式安排受到子女身份的显著影响,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更有可能选择机构养老,也更有可能选择和子女同住;而子女身份对父母的养老依靠对象、养老经济打算并无显著影响.     

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土地流转作为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的重要手段,对农户家庭收入亦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角度出发,结合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不同代际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路径有所差异。其中,土地转入通过增加中老年农户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升其家庭总收入水平,但对青年农户家庭收入无显著影响。土地转出主要通过增加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但对老年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故政府制定和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时应依据农户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     

住房财富、家庭杠杆率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居民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形式,住房价格平稳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与微观家庭福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1、2013、2015、2017年共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发现：家庭杠杆率会影响住房的财富效应,较低家庭杠杆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较小,中等家庭杠杆率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明显放大,而过高的杠杆率会抑制住房财富效应。我国宏观政策在实现“房住不炒”这一目标的同时,也要防范和关注住房价格下跌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发挥效应具有影响,可以将家庭杠杆率作为政策调节工具,稳定住房需求和家庭消费。     

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分析

基于CLASS调查数据,从家庭结构、家庭消费水平和代际经济支持三个家庭因素出发,探讨了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的家庭因素.家庭结构对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作用非常微弱;家庭消费水平并不能显著促进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率;获得子女经济支持显著降低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率,给予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显著提高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的参与率.说明家庭是城市老年人福利的载体,建议出台家庭友好型福利政策,通过增进老年人家庭子女的就业、经济收入等福利来增进老年人个体的福利水平,让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现状与问题——对青岛市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调查

对青岛市20世纪70年代政府实行“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家庭进行了调查。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很重,问题很多,会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全社会应及早重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     

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居留及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推拉理论框架下,从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入特征三个维度分析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居留及落户三阶段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北户籍流动人口以域内流动为主,居留意愿显著高于落户意愿,其中域外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显著高于域内流动人口;户口性质、宅基地权益与人均GDP是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主要因素;年轻、已婚、农业户口及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长期居留并落户;承包地可以提高域内居留意愿,但对落户意愿产生抑制;子女随迁是区域外落户的首要考虑因素,参加医疗保险则是区域内落户的主要原因;社会融入特征变量是提升东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经济特征变量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关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