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评估

工资上涨、输入型成本因素和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提高,是推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上涨的三大主要因素。工资上涨和输入型成本因素对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趋于下降,交易性货币供给的推动作用趋于上升,且三大因素对不同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别。实际需求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总体影响较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其他因素抑制了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幅度。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中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谜——-基于Ｂａｕｍａｌ模型扩展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我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该部门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及其较低的产出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服务业人均工资的相对提高不利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程度的加深和产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服务业就业吸纳方式转型和健康增长。服务业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增加服务业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同时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打破服务业就业增长依赖“双ｇ低水平陷阱”的状态;另外,还需要通过开放服务业垄断经营领域降低相对工资水平,防止“成本病”对服务业就业的负面作用。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３０余年,韩国将经过４０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９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影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机制探讨——以制造业为例

制造业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制造业各行业的工资差距。贸易开放通过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外贸结构的变迁效应、名义关税下降效应、发达国家的＂外购＂效应、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六个方面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发挥贸易对低收入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递效应、打破行业劳动市场的分割、给予加工贸易相应的政策扶持、采用政府再分配手段等措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可知,在中国,人力资源、人均收入同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效率工资同外商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其中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基础设施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说明外商在决定是否向中国投资时关注的是软环境因素(如人才状况、市场潜力、劳动生产率等),而不是硬环境因素.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浅析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薪酬问题一直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今中国社会,就业问题突出,加之事业单位人员配置不合理,工资方案陈旧,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对任何一个事业单位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我国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对策.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区域差异研究——对上海、安徽、重庆的比较分析

选择上海、安徽、重庆作为东、中、西部的典型代表,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测度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结构越均衡,但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越低;上海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近饱和,而安徽和重庆第二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有限,而安徽和重庆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东部地区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接纳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就业的影响:1994—2010——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1994～2003年和2004～2010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分别考察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全部制造业、不同外向度和不同劳动密集度制造业部门均衡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不管是整体还是分类回归,2004年前,制造业部门就业都与实际有效汇率、工资负相关,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就业正相关,但2004后就业与实际有效汇率负相关,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就业正相关。从整体上看,2004年前经济增长对制造业部门就业影响不明显,2004年后则有微弱的拉动作用,并主要作用于外向度低的部门。在分类检验中,2004年前的就业实际有效汇率弹性大于2004年后,且外向度高的企业就业受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更大。此外,2004年前工资也对制造业部门就业造成较大冲击。     

基于货币量值分析的就业决定与中国的经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

基于货币量值的两部门模型表明,就业增长率由名义GDP增长率、工资比重、工资率及其变化率所决定。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实,名义GDP的高速增长是我国就业总量稳定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基本保证,而行业间非均衡的资产值、工资率增长都会对就业增长产生挤出效应。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改变现存的货币资本分配格局,以降低对房地产等高档消费品部门的投资比重及高工资率,同时加大对基本消费品等部门的投资力度并提高工资率,这是从整体上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增长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选择。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基于要素增强型生产函数构建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7—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制造业部门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1987—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并且其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基本偏向资本;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对整个制造业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与1987—1999年相比,2000—2013年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下降;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资本替代劳动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较小,而工资上涨进一步诱导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为保障就业稳定增长,应加强对前沿技术引进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降低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与就业:替代还是推升?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对就业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人工智能通过生产力水平、工作能力、工作环境三种机制对就业产生的替代与推升作用.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并存,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消极作用的同时,更应重视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积极作用.国家应该在理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不同影响机制条件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挑战,实现中国就业的转型与优化,实现高质量和高水平就业目标.     

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

人口老龄化不但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将人口老龄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劳动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劳动所得税累进性和增加公共投资）有效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延迟退休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扩大了政府支出和政府公共投资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降低了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产出、消费、就业的促进效应,也强化了其对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提升效应;延迟退休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与财政政策工具相比延迟退休引致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较小。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稳定宏观经济和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考虑,延迟退休是一个较优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