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优惠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文章选取2014—2020年我国3011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规模对此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可显著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对此种激励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规模对此具有削弱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更敏感。因此,在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调节政策间的平衡,实施差异化政策,保障政策实施效果。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政府R&D投入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研究了政府R&D投入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首先,本文在全面系统地分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成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四大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选取了16个指标,建立了一个全面、系统、可行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从2009年到2015年安徽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评估.其次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1)政府R&D投入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2)政府R&D投入补贴在一定强度下对企业R&D投入不但没有挤出作用,还有促进作用等两个结论.最后,我们结合政府R&D投入补贴的作用机理,对政府R&D投入补贴的效率最大化给出了建议.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

以2011-2018年A股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两种政府激励方式并行时的激励效果、创新投入的中介路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差异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两种政府激励政策的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正向激励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地区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政府...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美国政府的科技补贴政策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科技补贴是政府应对市场对产业R&D投入不足的有效措施.通过对美国政府科技补贴政策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美国科技补贴政策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适应性与冲突性,提出了对我国制定科技补贴政策的几点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与企业创新

研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使用2008—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门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一个大小约为6500的“规模阈值”,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超过“规模阈值”,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内卷化;第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低研发强度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对员工物质激励水平和技术改造能力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减税规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第三,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政府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设置一个上限,且所得税优惠税率应结合企业研发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浮动管理。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企业绩效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绩效越好，其工资溢价越明显。(2)出口、出口补贴能够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工资溢价与出口密集度、出口补贴强度呈倒U型关系。(3)人力资本(员工受教育水平、职称、技能)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工资溢价越明显。此外，大型企业、中央直属企业、外资企业、沿海企业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这一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保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最主要的激励政策,环保补贴无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或因为环保补贴中存在“偏环保绩效轻创新绩效”的结构性矛盾。为证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环保补贴结构分解为环保研发补贴与环保非研发补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具有短期“环境导向”特征的非研发补贴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具“环保基因”和“研发基因”的环保研发补贴可通过缓解内外源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研发补贴在制造业和重污染行业样本中激励作用最强,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及规模大小也会影响环保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三,环保补贴政策设计应兼顾“环境”与“效率”,将短期环境保护与构建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实现长期环境友好型增长。     

The impac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olicy on SMEs’ innovation: Using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This study presen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EI) policy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novation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 MEI policy's R&D subsidies are found to generate a positive effect on SMEs’ innovation. Although R&D subsidie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SMEs’ strategic innovation, they can promote substantial innovation and establish a solid microfoundat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R&D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in the MEI policy cannot encourage SMEs to innovate and may eve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SMEs’ innovation.     

R&D subsidy and output subsidy in a duopoly: The rol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R&D budget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budget are relevan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t aim at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through enhancing R&D incentives of firms.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related literature considering these two factors. To fill this ga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R&D budget on R&D competition of duopolistic firm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by constructing a game-theoretic model. We find that while each firm's profit sometimes increases with R&D budget for low coefficien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this profit may decrease with R&D budget for high coefficien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due to the intensified R&D competition. We show that when both R&D budget and the coefficien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remain high, R&D subsidy leads to higher social welfare than output subsidy and otherwise R&D subsidy results in lower social welfare.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