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告别了贫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能够使我们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四个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六个维度#br#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是其理论底色;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是其本质特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其根本立场;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其主要内容;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 是其工作主线; 运用辩证方法做好经济工作, 是其思想方法。 这六个维度构成相互 联系、 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和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新的一轮发展高潮，理论体系构建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系列成果。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涌现出的四类理论体系框架，对这些体系框架的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其中，逻辑主线贯穿型体系框架存在逻辑主线不统一、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部分脱节的问题，板块型体系框架存在内在契合度不足的问题，专家论著汇编型体系框架存在逻辑关联不够紧密的问题，史论结合型体系框架存在论述单薄的问题。总体来看，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系统把握化解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学习十九大精神感悟

继十九大之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总结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内涵博大精深.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的经济系统论包含三个理论维度:纵向,把握主要矛盾转换和化解的新时代特点,善于应对机遇和挑战;横向,把握化解主要矛盾多元"体系工程"集成,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基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体系工程"为动力,实现高标准的现代化;发展环境,把握发挥社会主义强大的系统优势,为实现持久健康良性循环发展打造平台"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几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由其本质规定出发提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其使命和目标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构建的新兴学科,许多经济学理论需要依据实践进行创新,创新的基本路径是问题导向,包括时代问题导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导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和现代化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层面不能太窄,其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四大板块.其中,每一个板块的研究都要针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原则规定上.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续）

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续）刘思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探讨的若干重要生态经济问题无论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生态经济，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态经济，都是为了揭示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规律，使之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更好做出有力的指导。为此，我们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政治经济学应该探讨的生态经济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３．１　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在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如何通过我国人民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状况相互协调，这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在中国生态经济系统中也正日益显示出来。它突出表现在只有在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我国４０多年尤其近１０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这种协调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科技、文化、政治、社会的发展；还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并且是经济发展必须同科技、文化、政治、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相协调。     

论经济体制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中的地位

<正>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我国普遍展开。要有成效地进行经济改革,必须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又必须从经济改革这一生动、丰富的实践中汲取营养。那么,经济体制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需要研究经济体制的哪些方面内容?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

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逻辑框架,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2)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上述结果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指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议题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据此将40余年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阶段,以回顾理论与实践互动共进的辩证运动。在“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第一阶段,政治经济学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理论;在产权制度改革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政治经济学发展了所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在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第三阶段,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公有资本理论,发展了在国有股份资本和公司法人资本两个层次上加强资本管理的理论;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注重推进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体系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进行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步伐不会停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是理论之源",独特的成功经济实践完全可以提炼、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加以一般化和规律化的理论体系。它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理论智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为当下我国应对新常态的挑战提供理论指导。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至少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一是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新进展评述

自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很多新进展。本文以“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讲话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对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与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的拓展六条线索对最新研究进行梳理述评,提出要把深化发展这一时代根本问题的科学分析和成功解决作为主线,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新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创新中,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境界。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渐进性、核心议题与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呈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总过程,生动诠释了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以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为核心议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但仍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强国之路,通过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发展沿革——兼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突破苏联教科书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教材时期以及正在进行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历史背景、结构体系、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等的研究,可以发现坚持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现实性与时代性、重视研究经济学理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及在批判中借鉴西方经济学是我国在建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过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吸收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