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文献,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相关问题认识。     

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阐释了FDI流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时间上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化,1994年之前较之后的抑制作用强度更大;在空间上,FDI对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为负,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为正,而且西部省份要高于中部省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主要源于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影响变化,据此我们提出削减FDI对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的政策建议。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但劳动者对这一经济成果的分享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近年来,GDP中劳动报酬占比的逐年下降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幅员辽阔的国家,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都不尽相同。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成为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采用1997~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首先描述了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演变的地区差异,发现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地区有着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其后,建立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模型,对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理论。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对平衡劳动收入份额的区域差距提出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基于队列分析方法的发现

文章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视角诠释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模式。结果表明:(1)劳动收入份额代际效应呈"U形"特征,1985年后诞生的企业呈逐代上行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年龄效应呈"倒U形"特征,在企业年龄为30年达到峰值;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明显不同。(2)所有制变迁和技术进步对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皆有解释力,但所有制变迁的影响相对更突出。上述结果表明,不同代际的企业在其成长路径上都带有制度变迁之"烙印",进而形成要素分配的系统性差异。这为理解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要根据产业的不同来谋划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对策

本文从产业角度研究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建议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办法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问题。首先,基于产业的角度对全国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效应分析,从产业结构、产业就业等方面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部结构性原因;其次,分析收入分配政策这一外部定性因素对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根据产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建议。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在两个方面产生混乱:一是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包含了非公司业主的混合收入,采用了宽口径的概念,而联合国所推荐的SNA1993中的雇员报酬概念却并不包括混合收入,是窄口径的概念;二是2004年我国收入法GDP的统计口径本身发生了变动,使得我国2004年前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按照宽、中、窄三种口径进行调整,基本消除了上述两个不可比因素;并且,以调整后的可比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宽、中、窄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更为稳健可靠。结果发现:如果采用窄口径的劳动者报酬概念,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20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外研究述评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4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述评,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我国居民消费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

本文在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机制的基础之上,就劳动收入份额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实际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关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引起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整理,形成文献综述,以期对此问题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制度转型以及财政和融资约束等宏观和微观路径等方面,本文在分税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探讨地方政府干预恶化制度环境,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然后,笔者运用198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应该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塑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潜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理论阐述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2009年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缓解其流动性约束,扩大雇佣规模,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内向型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较小。研究结果不仅识别出产业振兴规划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也为重新审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前者呈下降而后者呈上升趋势。结构分析表明企业部门与住户和政府部门的加权劳动收入份额的反向变化使资金流量表中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小幅上升。波动性分解表明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同向变动使收入法GDP不稳定,而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反向变动使资金流量表相对稳定。因此,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将产业结构与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相互协调,使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     

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反垄断法》实施的证据

在强化反垄断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外生冲击,研究了市场公平竞争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垄断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反垄断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中较强,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拓展性研究发现,降低垄断利润、提高自主研发强度是《反垄断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