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能缓解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配给吗?——基于全国10省农户借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受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对不同的信贷配给类型,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了供给型和自我实施型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研究还发现信用评级对风险型和未借贷型信贷配给没有影响。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配给——基于张家港市问卷调查的分析

笔者利用张家港市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强烈。农户的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进而影响了信贷行为及其信贷配给程度。缓解农户信贷配给应从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户三方面着手。     

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及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正确评价我国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及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解决我国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03~2009年全国10个省区1000个样本农户的跟踪调研数据表明:52.2%的农户受到信贷配给,其中43.1%的农户受到完全配给,9.1%的农户受到部分配给;信贷配给使得农户家庭消费支出下降18.8%,家庭消费质量下降19.7%。因此,我国应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和扶植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应通过开发农村消费信贷产品等政策来提高农户的消费数量和质量。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中国农地确权政策演变、内涵与作用机制的梳理与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总结

新一轮农地确权是适应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业经营模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以农地确权与现代农业的关系为切入点,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地确权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对农地确权的内涵、意义及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然后,从激励效应、交易效应、要素效应、技术效应四个方面对农地确权如何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最后,针对当前农地确权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彻底、确权进程存在单兵突进、农户确权认知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坚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农户的政策认同、遵循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金融如何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基于家庭正规信贷配给视角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正规信贷配给视角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城乡家庭正规信贷配给,且相较于城镇家庭,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农村家庭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与需求型信贷配给产生更大影响,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二,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村家庭贷款期限匹配度,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城乡家庭借贷渠道正规化,改善中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第四,现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对降低农村家庭生产经营贷款的融资成本、促进其生产经营借贷渠道正规化的作用有限。本文为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非正规高息借款: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基于江苏1202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本文基于农村调研数据,采用带删失的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家庭在生产投资方面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选择行为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对农村家庭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而受到自我信贷配给对家庭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是农村家庭的主动选择行为,而非由于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缘故;选择自我信贷配给的家庭是基于对银行贷款交易成本、时滞、期限等因素的考虑,而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却未借入非正规高息借款的家庭主要是基于对利率的考虑。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以需求为导向,强调贷款技术和产品服务的创新,而不仅仅是"增量"。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农地确权、信任转换与农村金融 的新古典发展*

兼具资本、不动产和商品三种属性的土地，可以作为陌生人社会中的声誉载体。它可以被商业银行接受为抵押品并用于控制借款者的违约风险。土地确权也可以因此促进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本文理论模型及其实证分析表明：土地确权可以从广度、交易环境、深度和宽度四个方面，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本文研究还发现：土地确权不仅提高了制度信任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中的重要性，还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过度依赖。通过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模式转换，土地确权有利于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式发展。     

农户正规信贷研究述评

发展中国家大多制定了优惠信贷政策支持农户,由于国家政策取向,农户正规信贷内涵早已超越了单纯信贷视角.相关研究演进过程中,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信贷约束等不断被整合进理论框架,实证模型表达形式也越来越缜密.但是,历史文献多采取农户视角判断农户正规信贷效率,研究结论也各执一词.农户正规信贷涉及多方利益,国家、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利益主体,忽视任何一方的研究框架都不完整.从新近进展来看,国家效用等制度因素已经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农村金融机构研究也越来越贴近现实,这些都是农户正规信贷研究颇具意义的发展方向.     

“双轨制”垄断与城乡间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差异研究

在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的背景下,城乡土地征收拆迁市场明显具有买方垄断的特征,征收拆迁补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农地和市地征收拆迁补偿在时间和空间的测算结果表明：地均农地补偿远远低于市地补偿,但农地的人均补偿却高于市地,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在不同权重下的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征收拆迁、土地财政和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双轨制”垄断的制度安排。     

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

本文利用从民间文书整理的数据,结合近代中国农村借贷的具体制度,研究了交易成本、信息、习俗、契约执行能力等因素对借贷市场的影响。研究显示,引入交易成本的竞争性市场假说对于近代农贷的特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在对"高利贷"和习俗利率的解释上,它比传统的假说更能与史料吻合。同时,基于社区人际关系的借贷配给也不可忽视,它反映了传统借贷市场在契约执行方面所面临的制度局限。     

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

本文不认为供求不均衡是“黄牛”倒票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针对火车票市场套利行为屡禁不止的热点问题构造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交易费用与套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需求方购票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逐层深入地分析了增加产品供给、增加购买渠道和差别定价等途径的效果，发现此类举措并不能有效遏制“黄牛”行为，反而还损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研究表明，即使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完全，尤其是需求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存在差异，会造成需求群体交易费用的差异，进而导致需求群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被扭曲，而这才是“黄牛”群体长期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选取2002—2016年火车票贩票情况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而降低这种扭曲程度的同时降低需求方交易费用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此类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缩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交易市场的途径分析——基于利益主体博弈的角度

旨在探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私下交易形成隐形交易市场的原因,提出缩小这种隐形交易市场规模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用地企业风险偏好和地下交易超常收益的增加,以及地下交易惩罚和信用损失的降低,用地企业的地下交易空间将会扩大,而随着地方政府的风险偏好、积极监督成本和监督不力收益的增加,以及用地企业地下交易给地方政府造成潜在损失和积极监督收益的减少,地方政府的监督空间将会缩小,用地企业地下交易行为就会扩大。缩小这种隐形交易市场规模的途径就是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不仅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与信贷风险,还有益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主要有四种经典模式:即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民营中小银行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模式。这四种模式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途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当然,要想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还需从法律壁垒、财税政策、运作成本、外部环境等方面多加谋划。     

规制失灵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双重迷失:法哲学-经济学的视角

规制市场的垄断结构和基于"权利"的法哲学原理下的监管理念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双重迷失,垄断结构下的单一规制服务无法适应异质性的农村信贷市场,垄断供给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和平均定价所形成的门槛效应将小规模农村金融机构排斥在规制市场之外。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迷失。同时,基于"权利"的法哲学原理所产生的"凡未经明文允许的事均被禁止"之监管原则又视民间金融为"非法"。相应地,内生于农村信贷市场的监管模式应该是基于"经济自由"的功能型监管:以分散决策和充分竞争下的多重均衡提供专门化、多元化的规制服务,促进正式金融向农村扩展;同时,放开民间金融并对之进行非审慎性监管。     

获得贷款证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了农户获得贷款证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评估贷款证的获得与否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获得贷款证的农户信贷约束强度将显著降低438%,而拥有贷款证使农户在生产活动方面的信贷约束强度降低程度大于消费活动。在进一步评估获取贷款证对不同生产消费活动信贷约束的缓解效果时发现,获得贷款证对农户农业生产、做小生意、办企业、建房、上学方面的信贷约束强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用,但对农户婚丧、看病的信贷约束并无影响。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中国房地产业波动的影响*

商业银行信贷配给控制中国房地产业信贷规模和结构,造成供给和需求的规模与结构扭曲,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容易引起房地产业波动。本文通过构建信贷配给模型,测算不同波动时期当中,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程度的变化趋势,以及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信贷配给程度的变化与房地产业波动显著相关,信贷配给改变了投资和消费在推动房地产产出过程中的结构,并制约路径依赖对产出的影响,同时影响财政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稳定房地产业的效果。本文认为,可以通过逐渐弱化商业银行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丰富房地产信贷供给层次和结构,以及加强信贷供给监督来缓解信贷配给的消极作用。